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的初步修改。记得博士答辩结束，答辩委员会主席刘学智先生走下来专门问我：“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选这么沉重的话题？”从选题初始，我便经常面对这样的提问，甚至有人好心奉劝：别选这么“黑暗”的题目。

死亡，已经顽固地被打上“可怕”的烙印，似乎总是和黑暗、幽灵……等令人生畏的事物相伴。可是，事实是否如此？我们谈论各种死亡——某个人之死或群体性的灾难，往往只是一个话题，与己无关，恰似生活水面的一个划痕，而一旦涉及亲友的死亡，死亡的可怕才显现，而且，亡人与我们关系越密切，对我们的冲击越大，待到面临自己的死亡，将远离辛苦一生的追求和拥有，又是更大的惋惜，对死亡的恐惧也达到顶峰。他人之死、亲友之死、自己之死都是生命现象，在主观世界却有如此大的反差。这样看来，只有当死亡与我们当下的生活产生联系时，它才可能是“黑暗”的。因此，死亡的可怕终究只是观念性的产物，是人类自己罩在死亡上面的一层幕布。事实上，死亡本身只是一个客观事实，每时每刻都在地球上发生的自然现象。厘清并且直面死亡的“可怕”一面，是我们理性——不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迟早要面对的问题。也许，直面“死亡”时，我们会对生命有更大的发现。

死亡进入我的生活很早，孩提时代外公去世，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的无情，意识到死亡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小孩子的悲哀，成人不能理解也不会注意，成人灵堂上的悲凄和筵席上喧闹的反差，又是小孩子注意到却无法明白的，对死亡的困惑自此时常盘桓脑际。投身于思想史的学习，使我有机会有条件研究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议题。从学术角度而言，我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死亡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生”的品质达到一定高度后的必然结果。长久以来，人们重视“生”的品质而忽略“死”的品质，尤其在现代社会，居民的死亡场所大都由家庭转向医院，死亡除了可怕又多了一份冰冷。上个世纪中叶开始，这种状况有所转变。随着人文思潮的兴起、世界老龄化高潮的到来、以及癌症成为人类生命的头号杀手，如何有尊严地死，如何摆脱死亡恐惧，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日益重视，全社会推广临终关怀，死亡教育基本普及。在这一大背景下，死亡走入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死亡学。我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旺盛期，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以西方社会的发展来看，死亡问题将成为我国下一步不可避免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当前，港台地区在研究和实践方面已有相当进展，大陆的相关研究则刚刚开始起步。由此，进行死亡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同时还能密切联系实践，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现实效用，为社会生活提供指导。

其次，个人的学术兴趣是促使我进行此项研究的重要因素。我一度从事医务工作，经常见到自然的死亡过程为粗暴的机械救治所破坏，人之为人的身心统一体在生命的阶段被生硬割裂，临终者的惨状、家属的哀嚎每每促使我思考临终情境，日积月累，我没有对医院的生死现象司空见惯，而是越发感到临终问题不仅是医疗程序的空白，也是我们日常所忽视的生命阶段，具有探讨价值。

在选择了思想史的学习之后，我希望围绕死亡研究建立学科生长点，以期为临终群体的漠视状况做些工作，最初的选题遂定位于临终关怀研究。这样的选题无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我有幸得到导师方光华先生的充分理解和支持。临终关怀隶属于死亡学的分枝研究领域，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认可的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中我发现，死亡议题是佛教立论的基础和着重解决的根本问题，经典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死亡理论，其处理临终事宜又与现代临终关怀的基本理念和做法有异曲同工之效。据此，佛教相关内容极有可能对临终关怀乃至死亡学理论的建构大有启迪。

为了证实判断，我广泛阅读原典，期间不断有令人喜悦的发现。佛教经籍中有大量人体科学方面的内容，对于现代研究已经涉猎和没有涉猎的关于生前死后的方方面面都有论及，且构成颇为有趣庞大的自洽系统，这是其它理论体系所不具备的。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佛教是进行死亡学研究的重要资源。又，死亡学属于西方学科，临终关怀起源于基督教文化，与我国的文化底蕴大相径庭，我们无法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中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只能结合我国的文化特点借鉴西方的经验创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所以，以理论丰厚见长的佛教必将对创建中国特色的死亡学研究模式和临终关怀实践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台湾学界教界已为大陆做出榜样

研究过程中，我不由想到另一个相关问题。都说本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靠什么引导世界的潮流？我想，除过经济的腾飞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大之外，文化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力量。东方文化为西方世界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困惑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视角，日益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睐。佛教经典被视为死亡学的绝对宝典是一范例，因此，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当代应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那么，怎样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转换呢？系统梳理的工作必不可少。但是，佛教典籍数目众多，有关佛教死亡学说研究的学术成果又很稀少，有鉴于此，爬搜资料进行佛教死亡观的基本建构变为我的研究重点。这项工作将为未来从事临终关怀等现代死亡问题的研究打下必要基础。

选题死亡作为研究对象的最后一个原因，来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文化熏陶。我在西北大学思想所攻读博士学位，这里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研究基础，在文化理论研究方面有其特长，令我受益匪浅。从文化角度来看，死亡不仅仅是一个远离我们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一件有深刻内涵的生命过程，是一种文化行为。由于不同文化对死亡的认知、态度、处理方式等等各不相同，因此，死亡可以作为我们解剖文化的契入点，是加深理解一种文化的特异性的独特视角。中国佛教以“了生脱死”为旗帜，清楚了它的死亡学说，就基本抓住了印度文化的一个特质，而梳理观察佛教死亡观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既能折射出文化交融的痕迹，又能宏观上把握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特色。

还有必要说明两点。一，研究死亡问题的进路很多，寻找怎样一个起点，既能抓住死亡问题的关键，又能客观地统摄儒释道三家的死亡学说从而给佛教死亡观在中国文化中准确定位？再三思索，我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套用数学中的定义域概念建立生死视域，以此厘清三家论死亡的立足点，再比较异同进行研究，并设计数学图形予以说明。希望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二，本书写作贯彻了一个原则：死亡研究不能仅仅作观念上的思考和比较，或停留于对待死亡的方式和历史脉络的梳理，应在传统研究的模式和方法中，尽可能照顾到死亡议题的特殊性（死亡首先是不可逆的人人必经的生命旅程；其次才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哲学思辨的对象；自人类产生死亡意识，与死亡相随的身心根本特征从未随人类社会的繁衍发展而改变过），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应用价值。

死亡学说是佛教理论的主线之一，涉及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方方面面，且在中国的不同阶段、不同阶层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非短短几年能够研究清楚，加之笔者学力尚浅，文中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诸位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佛教有缘起之说，作为笔者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本书的完成同样是诸多条件的因缘聚合，凝结着许多师友的帮助，仅借此机会以表谢意。首先，感谢张岂之先生，先生不仅给予写作建议，还将本文纳入先生主编的西部人文丛书。感谢导师方光华先生的悉心指教和督促。思想所谢阳举教授、张茂泽教授，我的硕士导师李利安教授，山东大学傅勇军教授给予本人诸多建议，使本文增色不少；承蒙台湾佛光大学蓝吉富教授、南华大学释慧开教授亲自指点并馈赠资料；论文的考古部分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秉华研究员、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冉万里博士、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建林研究员的指点；还有大陆及台湾学界的许多友人提供帮助，无法一一具名，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特别感谢宫淞聃倍呢玛仁波且，从仁波且的法义开示，本人得到许多灵感和启发，解决了文中佛教相关理义的困扰。

卢海山编审、兰天博士提供资料帮助，贾润幸博士帮助绘制本文图示，龚衍丽老师、王长缨博士提供电脑技术帮助。

还要谢谢家姐——雅萍、雅宁，多年的求学生涯中，她们默默承担起照顾父母的重任，始终在生活上和经济上支持着我。

最后，愿将完成本书的感想与所有的人分享：

如果我们忽视死亡，我们便无法活出完整的生命；当我们接纳死亡进入我们的生命时，我们便也扩大和丰富了自己的生命。

海波   2005－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