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何许人也？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以其传媒人和商人的双重智慧，在华人社会构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兼济的媒体特区，在将华语电视推向世界的破冰之旅中，成功打造出覆盖亚太、欧美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传媒品牌，在政策与市场的平衡木上长袖善舞，调和两岸三地华语电视精英，以华人的视点烛照世界的变幻。

    这是注释刘长乐的一个标准答案。

    当然，有标准的，就有不够标准的，那些流传民间的关于刘长乐的称呼，比如 “传媒智者”、“企业领袖”、“佛商”、“和商”、“憨商”等等无不透露出人们对这位浑身散发着内敛、神秘气质的“大佛”的浓厚兴趣和关注。

他与凤凰卫视

    对许多人而言，凤凰成功的背面以及神秘老板刘长乐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谜团，人们啧啧慨叹，“凤凰的秘密在哪里？”

解密凤凰之一传媒人的乐趣

    我是有点儿“癖”，对凤凰的追求和爱好。心力的付出这方面是心甘情愿的，自讨苦吃，而且还苦中作乐。——刘长乐

    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中，净空法师问大家，“现在的世界什么东西对人的影响最大？”会众一片静默，净空法师说，有两种人对人的影响最大，一种是政治家，另外一种就是传媒人。

    后来不知从哪家媒体开始流传，说这句话是刘长乐语录。他告诉《人物》杂志，“这绝对不是我说的，是净空法师说的。”

    53岁的刘长乐10年从戎、10年握笔、10年“下海”，先后在中国内地、新加坡、香港、美国投资房地产、石油贸易等项目，干一行成一行，是商界之中有名的“智多星”。

    刘长乐自言名字后面挂了一大堆董事长的头衔。然而，在送给《人物》记者的名片上，名字下方只写着“凤凰卫视主席及行政总裁”，名字后面的称呼很耐人寻味，“太平绅士”。

    传统商业生意的成功让刘长乐成为一个财富人物，他过人的机智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对世局的把握和商业手段的运用上；作为一个老媒体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的10年经历，使他深谙媒介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社会发展将要释放的能力和威力，特别是在华语电视媒体的领域，刘长乐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他几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事业中打造出一个华语的天空，我多年的积累正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运作”。在市场需求、时代需求和受众需求背景下，“华语电视媒体不应该是个空白，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仅仅是叹息！”

    这时的刘长乐已经日益从其他企业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淡出，把大部分精力放到他喜欢的凤凰卫视上，“我很喜欢在凤凰卫视这样的媒体里出力”，他说。凤凰管理层至今还在谈论老板当年的那一段“痴人说梦”：“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所谓梦一定不能是现实的翻版，它一定是天马行空，但决不是空浮缥缈，梦，不光是鸟语花香，也会有刀光剑影，……我作为老传媒人，就是向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做梦的舞台，给你一个发挥造梦潜能的空间——这，就是凤凰卫视。”

    就是这番梦话，把几十个三四十岁的壮年人说得痒痒之极，毅然远离在大陆的妻子儿女到香港创业，过着不是单身的单身生活。而刘长乐也和所有的单身汉一样，他曾利用周末，身挂两部相机，亲自驾车，拉大家到郊外去放松，据说这位公司的最高首脑喜摄影、会乐器、爱唱歌，和同伴一起出去玩时，俨然就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对凤凰，刘长乐撒下了激情，种下了智慧，也播下了技巧。1999年的凤凰卫视正在摆脱初期的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准备迈向全新的资讯类的方向。但大陆的规限仍处于不明朗中，刘长乐在焦急地观望：新闻是他的理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闻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对于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由娱乐走向新闻，表面上更像是迫于“形势”。他们最早接触新闻是1997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格局：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凤凰卫视此前于1月份在亚太地区首播了一部12集的大型文献记录片《邓小平》。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此时若播放娱乐节目显然不合适，中国人更多地需要了解邓小平去世后海外对于中国的看法与立场，刘长乐抓住了这个机会，从当天始至2月26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连续7天用直播方式报道了内地及香港人士悼念邓小平的情况，其正面的评价与客观真实的立场，成为凤凰卫视转型的一个开始。

    考虑到7月份香港回归事件，刘长乐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资讯性的内容需要一个栏目进行包容，于是，《时事直通车》应运而生，这是刘长乐起的名字。在整个6、7月份，凤凰卫视在香港回归的报道中出尽风头，尤其是在“七一回归”的交接仪式高潮中，他们利用公共信号资源进行“现场文摘”，分阶段利用电视超越时空的力量，以香港交接仪式为主题画面，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在倒计时牌前的情景和凤凰台主持人为分割画面，让观众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有了更多的关联感受。这三个信号渠道，只有主持人一方是凤凰卫视自己现场拍摄的，其他的信号全部借助他人的“公共信号”。

    这是刘长乐一贯强调的“借船出海”、“乘风行船”理念的绝佳体现。

    此后，“中国可以说不”专题、“9？11”美国遇袭专题、台湾大选专题、伊拉克战争专题等愈来愈彰显出凤凰的大台的气象和风范。有评论曰：“凤凰卫视在华语世界中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这个评论带显然正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历史，就这样走来，创业维艰，苦中有乐。走过了创业之初边缘媒体的尴尬，上升至华语电视媒体的主流，个中滋味，刘长乐体会最多：“我觉得一个媒体做到了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及人们的生活有相当的影响，这种影响你能体察到、感受到，这是一种乐趣。如果你作媒体，别人反对你，没有注意到你，落地无声，那你肯定很痛苦。”

    任何一个其他的生意，都不可能像传媒这样在民众中间带来层层的涟漪；任何一个其他生意，也不可能像传媒这样打造出一个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品牌人物。

    刘长乐回答问题非常工巧、机敏，他一会儿把凤凰卫视的大动作喻为“掷地有声”，一会儿又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形容。无论是“掷地”还是“激浪”，刘长乐渴望的都是回音，是来自受众的关注。“拥有这种喜悦时，任何疲劳、任何打击和任何压力你都会觉得它无所谓了。”

    又比如“锵锵三人行”，刘长乐说凤凰管理层多次讨论该节目要不要“下课”的问题，因为这个节目已经做了七年，是凤凰台最老的节目，几乎赶上“老友记”了。可是很多观众写信，说没有这个节目就活不下去了，这个节目成了观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乐趣。”

解密凤凰之二冒险

    我把人分成四种，一种是情况明，决心大；一种是情况不明，决心大；还有一种是情况明，决心不大；最后一种是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我是属于第一种，属于在下决心上比较到位的一种。——刘长乐

    我曾执着地认为刘长乐是一个冒险家，因为中外传媒大鳄们倡导的“冒大险、得大回报”的信条应该是古今通用的。

    可是我这个判断却遭到刘长乐的极力否定，“我不是一个冒险家，我们做事情都是要经过很精确的考量的，都要靠数字来思索，靠数字来架构和计算的。”在他的讲解下，凤凰卫视的落地是财富积累＋商业经验＋核算能力＋卫星电视合作的结晶。

    刘长乐的军人出身恐怕是他解释自己“不是冒险家”的最佳理由。1970年，已在兰州制药厂某车间当了小头头的刘长乐主动选择入伍。他不避嫌自己是“后门兵”，因为他是一个近视眼，“不走后门当不了兵。”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后门兵没有选择当时最热门的文艺兵、汽车兵之类，而是去了野战军40军工兵一连。“工兵连队每次抢险救灾都在最前面，逢山开道，遇水架桥，这就是工兵”。刘长乐生怕记者不谙知军队常识，他很仔细地解释工兵的功能。

    1975年，24岁的刘长乐是工兵连的排长，他很看重自己的官衔，因为“这代表的是责任。我在救灾中间应该起的作用就不是要保一个人，而是要保一片人，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当年营口大地震废墟残垣的场面让刘长乐第一次赤裸裸地面对伤亡、面对灾害、面对天崩地裂生与死的考验。转过年来的唐山大地震，刘长乐以工兵连队指导员的身份再次参加抢险，刘长乐的母亲回忆儿子当时的情景时说，“瘦得厉害，两手十指的指甲都磨掉一半，指头肚全部结痂。”

    这段军旅生涯让刘长乐非常受益，在苦难中生存下来仅仅是他的基本需求，以苦为荣、苦中作乐才是他追求的心灵境界。时代赋予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远远超过他们的承受能力，十四五岁开始串联跑遍全国，十五六岁时父母被囚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去承担一些大任的时候，这些大任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1994年，刘长乐控股的香港乐天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运营已有相当规模的资金积累，具备操作卫星电视的实力。长期以来，刘长乐一直怀有“环球华人卫视”的梦想，时机成熟，他开始琢磨为他的卫星电视寻找一个价格比较合适的卫星转发器。由于数码化技术的发展带来卫星电视成本的下降，这种可能性就准确定位到“亚洲一号”卫星上，而当时“亚洲一号”已经被默多克旗下的香港卫星电视所垄断，默多克持有“亚洲一号”的最大控制权，任何一家媒体想使用亚洲一号，必须经过新闻集团的批准。

对于租用卫星转发器，默多克开始一口回绝。很显然，如果凤凰卫视出现，必然会对其卫星电视构成威胁。在谈判的过程中，由于卫星电视长期业务不佳，更由于刘长乐横跨两岸的傲人的人力资源的诱惑，双方开始由对手走向对话。

此时“亚洲一号”上的蒙古电视台因为财力原因正准备撤出，这给凤凰卫视留下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刘长乐似乎不那么热衷卫星转发器，他猎寻的目标变了，他正跃跃欲试他的“借船出海”的谋略：“卫星电视中文台是现成的，我们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谈判和条件，使得卫星电视中文台有这个机会和凤凰卫视重组，然后拿过来。这是一个非常贴谱的运营。”

借着“卫星电视中文台”这艘“万吨轮”，凤凰卫视开始乘风行船，不，是“乘势而行”。

刘长乐非常强调催生凤凰的“贴谱性”，正因为许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原委，误以为凤凰创业是“异想天开”，所以才出现以后真的有人在异想天开地做着凤凰梦，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不是冒险家”的刘长乐比较喜欢学习哲学，也喜欢当领导，据说当领导时间比较长，从幼儿园就开始做这一行。他的逻辑思维比较强，最大的好处就是“周密的思索”。不用说，十载军旅生涯的磨炼极大地增加了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更让他在充满硝烟的商场敏锐地捕捉到先机，在与对手对峙的过程中准确判断，以最缜密的思考当机立断拿下战争。

2000年6月30日，凤凰卫视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集资9亿多港币，凤凰从开播到上市，仅仅历时4年多，这在香港是破天荒的事情，在国际媒体界亦极为罕见。一般而言，卫星电视要做到收支平衡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而凤凰只用了4年多，在当日，香港证券交易所内媒体爆满，刘长乐笑眯眯地与前来道喜的客人觥筹交错，这一步走得要紧啊！

如果说催生凤凰和凤凰上市是刘长乐志在必得的两件大事，那么2001年1月1日凤凰资讯台的启播则让刘长乐在全球华语电视卫星传媒史上名声大噪，这个当时世界上惟一全天候24小时滚动播出时事、财经新闻的华语卫星频道，由于对新闻事件的快速反应以及信息量大、立场客观，被外界称为“华语CNN”。对凤凰卫视这个“里程碑”式动作的解释，刘长乐闪烁着狡黠的眼睛，“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商机”，他告诉《人物》杂志，“如果要我说这些年哪些事情对我比较关键，那就是打造凤凰、凤凰上市以及资讯台的开播。”

解密凤凰之三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

　　有人说凤凰是一帮疯子，当然首先是从我开始疯起的。——刘长乐

　　“疯子”的故事——凤凰卫视有一大群被称为“媒体疯子”的人，他们像一台台“永动机”，脑海中不停地冒出新的创意。他们对重大事件有不可遏制的“渴望”，他们一走进演播室或办公室就情绪高昂。他们常常会连续几个小时或几十个小时，自我陶醉，乐在其中，令人不可理喻。

　　刘长乐曾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疯子们说，“疯得还不够。”

　　“榨汁机”的故事——一种用来将果实榨成果汁的机器，不少家庭中都备有。

　　它的最大特点是去粗存精，而且比用其他方式都榨得更彻底。

　　刘老板过生日时，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联合赠送给他一台这样的机器作礼物，他似乎明白其中的含意，自言自语道，“都是好汁，还得再榨。”

　　在凤凰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牲口使”，我向刘长乐求证这句话的准确性，他不假思索地说，“再加上一句，‘牲口当老板使’”。一阵大笑后，公关总监王多多说，“曾子墨说女生直接就当牲口使了。”又一阵大笑。

　　“有人说凤凰是一帮疯子，当然首先是从我开始疯起的。而我们说我们是一帮理智的疯子。我们疯是疯在我们的情绪上，疯在我们的斗志上，精神方面。但是在政治导向方面，包括在对待大运的时势把握、时政的把握，包括对于经济运程的把握方面我们是非常理智的。”刘长乐说。

　　一位凤凰人告诉我，“刘老板要的是结果，但绝不会给你更多的预算。”凤凰人之间流传一个说法，起初凤凰是拿相应的钱做相应的事，到后来做节目时成了拿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而到了现在则进化成花别人钱办自己的事还要赚别人的钱。

　　凤凰的核心创作人员，每次在创新节目时，开始有了预算的概念，起初大家还会对老板说：不给钱，不加人，怎么能弄出新东西来？到后来，干脆自己就否定了那些要花钱的念头，在刘长乐的经营理念里，一切的想法都围绕着不花钱要办事还要办出点名堂的思维。

　　凤凰卫视的每个栏目能够拥有显赫的地位，凤凰卫视管理层与观众的赞叹最多只是一个点缀，真正的掌声与地位的提高则要靠广告商，广告商给这个栏目开出的身价，往往成为这个节目最有力的掌声。在凤凰卫视，三个月还没有广告赞助的节目，一般都面临改版、关张或者更换节目的危险。

　　这种一切以收益与成本为概念的核算，几乎成为所有凤凰人都熟知的一个规范，每个节目都在成本与收益之间做着真正的挣扎。2003年初，《新闻今日谈》移到凤凰卫视资讯台，在中文台腾出的时段上，由杨锦麟主持的形式别致的读报节目《有报天天读》开张。头两个月，观众好评如潮，管理层频频颔首，杨锦麟却神情忧郁地说，“叫好不叫座呀，到现在还没有广告！”很快，2003年4月的一天，他在节目开始，有些夸张地报告给观众一个喜讯：《有报天天读》从现在开始有广告了！

　　这一天也是刘长乐比较开心的一天。他一手打造的 “三名”战略——明记者、明主持、名评论员——正在使一群年过半百、其貌不扬的老头子们继吴小莉、窦文涛、陈鲁豫等人后成为凤凰卫视新的活商标。

　　新人，旧人，黑发人，白发人，他们统统“疯”得不亦乐乎。

　　我向刘长乐请教有关“疯得不够”的理论来源。原来，“疯得不够”他是有所指的。那还是在前一段时间，资讯台办得比较呆板，不活跃，没有冲击力，有些节目像温吞水，刘长乐认为主要原因是主编们没有“疯”起来。当然，所谓“疯”也有所指，典型的“小疯子”当属董家耀，外界对董家耀的评价是“低调、狂热的工作态度，老实庄严的面孔，屏幕形象的老成，使董在凤凰的造星机器中，比其他的招牌主持人更别具一格。”在刘老板的眼里，这个“小疯子”每逢有新闻发生，他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在走廊里蹦、跳。他的激情，他的活力、他的敬业都体现在他的工作上：在国庆50周年阅兵仪式上，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顶端四米高处俯拍四个小时，同行惊呼，“凤凰的人疯了！”

　　对于“榨汁机”的解释，刘长乐认为对于人的潜质的发挥，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甚至他对自己潜质的发挥都是无止境的，因此“我们不能在‘榨汁机’这一步就停住了，还要榨。”

　　窦文涛曾说，他到凤凰以来，学了很多东西，觉得可以毕业了。而每当他准备毕业的时候，就会有新的学习科目跳出来，他又觉得自己是小学生了。刘长乐很赞同窦文涛的观点，他补充说，凤凰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是由于压力造成的。凤凰目前的生存空间是处在一个被别人复制和拷贝的境况，而凤凰自己基本上没有参照系，刘长乐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不让人拷贝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还认为不该是赤裸裸地复制，但是现在就是这样赤裸裸地复制，像‘有报天天读’，连衣服都模仿，也弄一大褂，露俩白袖子”，刘长乐比划着自己的袖子，有些无奈，“如果形似神不似，那就是东施效颦。”

　　凤凰为自己打造出了一个被复制的功能，而可供凤凰学习的横向参考系几乎没有，刘长乐倒欣慰，“这样也好，逼着我们只能挖空心思地创新，以提高自己”，倘若凤凰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把创新做给别人看，刘长乐认为这不可取，形式上的变化不是惟一的选择，节目内容和主持人内涵的提升才是创新的示范。

　　“我喜欢忠诚老实、有知识再生能力的人，因为我认为我的知识再生能力比较强”，刘长乐谈到自己用人的标准时不忘自我表扬一下，据说所有凤凰的人都学会了自我表扬。

　　在凤凰这个舞台上，刘长乐希望他的员工把职业事业化：“只有传媒这个行业才有非常多的创造性劳动，而创造性劳动是需要感情、精力的全身心投入，这个投入是别的企业无法比的”。说这番话时，刘长乐很动情，作为凤凰的带头人，他的全身心投入有目共睹：他时刻把自己暴露在别人能找得到的地方，他的手机基本24小时开着，如果关机的话，那他的秘书肯定知道他在哪里。“仅有一次例外”，他告诉《人物》杂志，“那是前不久，我女儿在美国大学毕业，我带她去黄石公园玩，那个地方方圆500公里没有通讯信号，他们肯定找不到我。这是惟一的一次。”

解密凤凰之四关系学新用

　　西方人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太低估了，他们以为中国现在还是靠关系就能够生存。说凤凰有背景，是他们一种非善意的揣测。——刘长乐

　　没有人否认刘长乐的成功，就像没有人否认刘长乐的背景一样。时不时就会有这样的舆论出现在他的耳畔，“你到海外去办媒体，而且办得这么好，是不是因为你背后有人支持？”“你是有背景、有来头的，你是不是现在还属于某某势力集团？你是不是现在还属于军方？”

　　好事者的声音不需要传播就能走很远，刘长乐善意地把海外媒体和西方的一些舆论看成“善意的揣测”。CNN在采访他的过程中竟然把“关系”这两个字用音译的方式直接用在英文中间了，中国的“关系学”在西方已经成为被研究对象，刘长乐自然要好好解释一番：“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叫‘八十年代靠胆子，九十年代靠路子，二十一世纪靠脑子’。关系学，在现在这个土壤里，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已经变成相对比较次要了。特别是像媒体，这种市场化的、非常透明的产业，它是赤裸裸地摊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去评判、给你打分的，这个跟”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放眼香港，完全中资的机构和企业多得不可胜数，他们其中不乏有中国背景的，但很多的企业都没有做起来，或者说都没有取得他们应该有的辉煌。相反，很多没有这种背景的企业却成功了。我觉得对凤凰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刘长乐指出，现在很多国内企业（包括传媒）的市场化运作都涉及体制转换的问题。如果一家企业没有真正转换体制，成功的机会非常小。因为在残酷的市场游戏中，若要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竞争体制。所以，最终企业或者公司的发展还是要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从某种角度来说，市场，而非“背景”或“关系”，才是最根本的一个催化剂。

　　“西方人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太低估了，他们以为中国现在还是靠关系就能够生存。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靠关系有暴富的可能性，但就企业的持续发展而言，越是靠关系几乎越是没有可能性。”

解密凤凰之五凤凰涅槃的方向

　　传说中，凤凰每过五百年要浴火重生一次，刘长乐喜欢凤凰，看重的就是凤凰这样一个不断更新、不断超越和战胜自我的过程。

　　在接受《人物》杂志的访问中，刘长乐特意归纳总结了凤凰涅槃的方向：

　　第一个目标，“拉近全世界华人的距离”，凤凰高层认为这个目标已经阶段性地达到了。

　　第二个目标，“在全世界的媒体中间为华语争取空间”。说来惭愧，在人类进入信息化的今天，尽管华人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英语媒体的信息却占了世界媒体信息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占据了无可否认的强势地位和第一解释权，为什么中国媒体不能主动出击，以民间的、市场的定位在全球传播市场中争得一席应有之地？这就是凤凰卫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改革旧的电视体制的动力所在。经过八载的努力，毫无疑问，凤凰在华语世界中已经扶摇直上云霄。

　　第三个目标，“覆盖全世界”。目前凤凰卫视的覆盖面不包括南美洲和南部非洲。眼下，凤凰高层锁定的目标是，把这两个地方也覆盖了。

　　第四个目标，目前凤凰卫视只有普通话频道，刘长乐希望，有朝一日凤凰可以做成多语种的频道，最起码要增加英语和粤语两个频道。

　　刘长乐作为一个老媒体人，不希望媒体的功能仅仅局限在宣传、教育和影响层面，他认为生活的多样性必然促使媒体多样性起来。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部分媒体多样性到了江河日下、世俗媚俗的程度，媒体的教化功能丧失殆尽。凤凰高层看到这种需要，不遗余力地投资一些文化信息含量高的节目，像“寻找远去的家园”、“世界遗产的追踪”、“穿越风沙线”、“世纪大讲堂”等等这些节目，希冀借助这样的节目能提高受众对文化的认同。刘长乐坦言，“实际上，这些节目很长时间没有广告，一开始都是赔钱的，但我们咬牙跺脚坚持下来，最后终于呼唤出来有识之士，他们愿意投资，他们愿意投放广告。这些都是我们提高文化质素的概念。”

　　从教化到媚俗，从媚俗到教化，媒体也在轮回中不断重复着自己的功能。眼下，这种轮回的背景出现在整个中华经济圈快速发展的时期，国民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从而造成相当大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当属台湾和韩国，他们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由于他们国民质素的提升没有把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范畴包括进去，因此他们的大国民素质提升不起来。刘长乐透露，凤凰卫视筹备开办一个风范大国民的节目，预计明年开播的是礼仪的节目，“我们不期望受众看我一期节目就能够改变什么，但我们一定要先做起来。”刘长乐信誓旦旦。

　　53岁的刘长乐正在欢天喜地地干着他喜欢的事情。在他身边，73岁的默多克、81岁的雷石东、96岁的邵逸夫、90岁的“亚视”前任林伯新都还没有退出，都还在折腾呢，提起这几个“老家伙”，刘长乐竖起了大拇指，“他们把他们的事业和生命、感情揉到了一起”，我问他是不是也会像“老家伙”们做到八九十岁，他摇摇头，“我当然不会干到80岁。”

　　据说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伊拉克开战前的某日，突然询问白宫负责公共传播的高级官员，若战争爆发，中国香港的凤凰卫视会不会直播？

　　关于这个传闻，刘长乐表示不置可否。不过，他证实另外一个信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战前两次接受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的独家专访，试图以此向中国政府和民间放话，解释美方打伊拉克的立场和动机。在采访结束时，鲍威尔特意询问，他的讲话是否会被完整地播放，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这是我接受你们采访的重要原因。”随后，这两次专访都在凤凰卫视拥有高收视率的《时事开讲》中播出。作为回报，凤凰卫视在战前两个小时就拿到小布什的讲话全文，随后收到了美军的特别邀请，随军去前线采访，并成为惟一登上向伊拉克发射导弹的“小鹰号”的华语电视媒体，之后凤凰卫视派出的四组采访美军的记者都得到了特许。

　　没有人质疑凤凰在华语世界中开始享有重大新闻的“第一解释权”。

他与佛教

    很难知道他怎样与佛结缘，始于何时何因。但早在1991年这种缘分就已经开始，当时他创立“乐天公司”，是“凤凰”前身。命名“乐天”，已有乐观、达观、豁达、超凡脱俗之意。创立初期，即与当时健在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合作，创办“中国佛教文化数据库”，用现代电子数码科技，储存佛寺、佛、菩萨等资料，将古老、抽象的理念形象化，图片达数万张。

　　而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件物什非同寻常。一本他少年时读过的书，前苏联作家卡维林的小说《船长和大尉》 ；一尊布袋和尚的塑像，布袋和尚笑口常开。他说：布袋，也是不带，说的就是放下。

　　他每见到佛像都要敬拜，往功德箱里捐点钱。

　　他每年都要到五台山礼佛。2002年，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遭遇严重交通事故，昏迷不醒，他带着凤凰卫视高层领导与刘海若的妹妹，赶往五台山为其祈福超度。8天后，刘海若苏醒过来。“当然这里头包括医护人员和她的努力，但我相信冥冥中有佛力加持。”他还在五台山举行凤凰卫视的工作会议，参加人数达百余人。

新闻传播人，还是宗教传道者

    话题从“凤凰与佛的缘分”、“包容的管理哲学”一直到“和谐社会”。他说，“凤凰”讲和美，佛教讲慈悲，有着同样的精神核心。

　　如果聆听到这样的谈话，你一定会恍惚：这个长得像弥勒佛的人，到底是传媒人，还是传道者？

　　他创办凤凰卫视的初衷简单而充满野心，他的梦想是把公司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华语电视网络”。如今，凤凰卫视同时拥有5个频道，它的新闻节目，已使它成为中国内地最受欢迎的电视传媒之一。

　　他主导的凤凰卫视一直慎用新闻的概念，它的新闻播报称为《时事直通车》 ，新闻评论节目称为 《时事开讲》，新闻频道称为资讯台，从“讲”、“谈”以及《李敖有话说》 的“说”、 《有报天天读》的“读”——这些动词上，都可以看出，凤凰卫视更注重发出一种声音。

　　而他作为凤凰卫视的缔造者，借助凤凰致力于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向世界发出了华人的声音。从 “9·11”事件的全程直播到派记者踏上硝烟中的伊拉克，从先后恭迎佛指舍利赴台、港，到促成李敖的大陆之行，人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放眼世界、具有大中华视野和强烈使命感的太平绅士，为在两岸三地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圈营造“和谐”而努力。

　　凤凰每天有一个五分钟的节目，就叫“天地人和”，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用各种不同例子来讲“和”。“和”的理念，其实已经深入凤凰文化。一次采访，凤凰摄制队来到巴基斯坦的餐厅中，有一位外国人问他：“你们是什么人？”他答：“我们是中国人。”那人又问：“你们是哪部分的中国人？”他说：“我们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还有海外回来的中国人。”凤凰卫视的员工和观众，正好覆盖了这完整的组合。

传播“和”文化，而非宗教

　　一直以来，对于两岸三地佛教界的重要活动，凤凰卫视都会投入报道，先后直播了灵山大佛、天坛大佛和志莲净院的开光，以及佛指舍利到台湾、到香港。他说：“就以综合性、有知名度的电视媒体而言，凤凰在佛教的弘扬方面，做了最多。”

　　2002年，台湾佛教界从西安法门寺迎请佛指舍利到台湾全岛各地供奉，凤凰卫视全程直播，见证了万人空巷、至诚顶礼的场面，他深深被震撼：“在9·21地震灾区，我看见了受灾的乡村妇女流泪合掌，面容安详坚毅。我感受到即使在最苦难的人间，佛陀所代表的觉悟和慈悯，仍平等无碍地安抚着人最深的伤痛，触摸着人最深的希望。”

　　2004年，香港佛教界恭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凤凰卫视再次全程跟踪报道。对于凤凰卫视花费巨资和人力拍摄的法门寺20件国宝的影像资料，他在商却不言商，将资料对竞争媒体全部公开，无条件免费提供使用。

　　曾经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电视台作为一个公器，转播了佛教就必须要转播其它宗教的活动，他回答得妙：“我们转播的并非宗教，而是文化。”

　　在他眼里，对于两岸三地民众来讲，佛教文化的感召力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佛教是海内外华人思想联系的纽带，尤其是汉传佛教在两岸三地都有着完全相同的声音、完全相同的感情。而凤凰在两岸三地、在全球华人中间所追求的是求同存异，强调以和为贵。因此，大家都认同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要宣传的东西。”

　　他在2006年4月杭州召开的世界佛教论坛上发表演讲，“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在经过了千年轮回后，又一次彰显出一定的借鉴价值，不仅能为中华民族提供和谐振兴的动力，也会为渐趋刚性的西方文明带来清新祥和的活力；当此之时，把佛教中兴放在历史的、现实的和它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角度去考量，就会发现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既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也是因应时代变迁应该进取的力量。

附:

刘长乐：弘扬传统文化　祈愿世界和平

　　（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论文）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并不安宁的世界，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竞争和挑战。因此，当刚性的世界给人们的物质生活提供了纷繁的享受时，也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何化强为弱，使人心小世界社会大世界充满平衡与祥和，遂成为当前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当此之时，在这里召开佛教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盛会，我以为意义十分重大。今天，我将从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历史关系、佛教对消解仇恨构建平和世界的积极贡献以及佛教在沟通不同区域民众时能发挥的特殊粘合作用等三个方面，浅谈我对佛教文化的认知，与大家共勉。

　　佛教最重要的意义是和儒道融合共同撑起中华文化的灿烂文明

　　如同任何一个文明的兴起，都曾依托于科技和宗教一样，恢弘的华夏文明，同样是建立在儒释道三教基础之上的。佛教虽发源印度，但自汉代传入中国开始，很快便能跻身于中华文化之林，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抛开战争带来民间疾苦，百姓可以从佛教得到心灵寄托这些宗教诉求的原因不谈，仅从文化的角度看，佛教之“贵清虚”与道教之“尚无为”，佛教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之“五戒”与儒家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均有共通之处，这些文化的共生点都为佛教迅速在中国落地生根提供了土壤。及至唐朝，唐太宗推行以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三教并行政策，标志着佛教基本完成了外来文化被本土文化的吸纳和重构，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和根系之一。这种三教一家的新文化特性，被后人称之为中和性。而“中和”，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精髓，绵延数千年，不仅为国人提供了哲学体系，提供了道德规范，也提供了彼此相认的文化血缘。

　　然而，自“五四”运动以来，到“文化大革命”为止，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们，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等原因，饱受外来文化尤其是科技进步的冲击，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批判大于继承，“破”大于“立”，不仅打倒“孔家店”，砸掉寺庙，还将一批批承载着传统文化内涵的书籍作品和优秀人才也都逐步毁掉。这种连根拔起、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做法带来巨大的伤害。

　　当每个人都开始饱受文明毁坏的伤害，当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当社会开始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当全球化从经济到文化毫不遗漏地把中国裹挟的时候……人们对核心价值的构建开始日渐急切，继而对传统文化也开始了重新认知。这几年，韩剧和韩流之所以能风靡中国，就是因为他们用儒学的精髓，重启了国人的文化记忆，满足了受众的心灵饥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其实就是呼唤那些能够契合时代脚步的儒家核心价值的回归，也是呼唤佛教人心向善、济世情怀、淡泊名利、克己奉献精神的回归。由此，“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在经过了千年轮回后，又一次彰显出一定的借鉴价值。当此之时，把佛教中兴放在历史的、现实的和它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角度去考量，就会发现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既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也是因应时代变迁应该进取的力量。 “中和”不仅能为中华民族提供和谐振兴的动力，也会为渐趋刚性的西方文明带来清新祥和的活力。

　　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特征，就是崇尚中和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中和，佛家和道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亦是中和。中和就是不具侵略性，就是中庸而不偏不倚，不激烈不极端，和合之美，这对处理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重大意义。这里我贡献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是我们《凤凰周刊》记者追踪了近半年的一个新闻事件。众所周知，河南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等地，是中国艾滋病的重灾区，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已尽全力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社会各界也纷纷施以援手捐款捐物，但是，面对人类社会的头号杀手艾滋病，他们救助的成效并不能超越当今世界医学发明的能力。因此，在那一个个艾滋病村庄里，村民们的生活除了自艾自怜，还充斥着隔些时日村头就耸起的新坟，以及每天对自己来日不多的估算。一些不甘就这么被时间和大自然沉淀的患者，开始采取极端行为。有的病人感觉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们，见了陌生人就要钱；有的则因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还有的选择疯狂报复社会，有滥杀无辜的，也有在国道边结伴设局，敲诈过往运输商贩的……

　　2005年，一个叫妙觉的比丘尼走进了这个群落；2006年1月18日，庐山东林寺派出了僧俗18人，带着3辆车10余万元的货物，在妙觉的帮助下，走访了更多的村落，给1200多患者送去了米油奶等生活用品、每人100多元人民币以及念佛机佛珠佛书等。面对东林寺的师父，没有一处艾滋村的村民不友善不欢迎。许多村民都哭了，很多一向不愿意被人拍照的村民争着要和师父合影，认真讨教佛法和念佛机的使用，连师父们路上吃便饭的一些小店，都不肯收他们的饭钱……村民们纷纷告诉那些师父：“政府的救助越来越多，我们其实也不缺吃喝，就是害怕，心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依靠”，“别人越到过年越欢喜，我们越到过年越心烦”，“不知道该怎么办”。师父们就从佛教的角度，当场对他们开释生死，讲心态平和不偏激不极端的重要。有的村民一再邀请他们再来，还有的热情地表示愿意捐出土地建念佛堂，上蔡甚至还有4个妇女当场跪在雪地里要求皈依……

　　这个故事至少揭示了三种真实：第一，佛教在中国行走的2000多年里，积淀了丰厚的人心土，其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所拥有的独特而深刻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非其他任何宗教可以企及；第二，印证了佛教所倡导的哲学对消除仇恨、平衡情绪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能为疾患者带来心灵抚慰，为社会贡献和谐，这很重要；第三，体现了寻常百姓精神生活的饥渴。不仅仅是病患者，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一个能够摒除谎言、维护善良和心灵纯净的庇护所，赋予他们生活以积极的意义而不是相反，佛教恰好可以担当这个心灵环保的净化器，因为它倡导惜福和感恩，无惧无忧和无怨，能够帮助这些心灵减负，达到和乐的境界。以上是从文化的内循环看佛教在传统文化中的独立价值；从文化的外循环看，中华文化的中和精神同样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

　　这是一个分工越来越精细、一切按照强势的西方文明架构搭建的现代社会，以秩序和目标为中心，以竞争和效率为准则，人们的生活被强力推上了一个紧张的轨道，为了生存和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充满了名利的争夺和存亡的挑战。看看至今没有宁日的中东，看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争夺战，再跨国公司的全球出击，看看我们每天工作的状态，无一不是靠力量来解决问题。世界本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共同体，倘没有一点中庸之道和平和包容的精神，就其结果来说，势必导致和谐丧失，使亲历中的每个国家、族群和个人，都成为某种程度的受害者。因此，中和的东方文明对于日渐刚性的世界文明来说，是一支重要的能量补充，能够缓解因工业文明、科学理性造成的冲突与紧张，医治人们的偏见与“无明”，为世界贡献和平的因子。东方文明的中兴和走出去到全世界施加影响，已具有了紧迫性和必要性。传统文化是连接世界华人的纽带，佛教在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凤凰卫视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沟通世界华人，力图在世界上发出华人的最强音。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国度不同政体下的华人，其价值观是非常多元的，唯一能够找到的共同之处，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残存记忆。只有那些文化的基因，能够拿过来做彼此认知的中介。因此，我们深知，打造新的核心价值观必定要先以传统文化做骨血，再以西方先进文化做筋脉。如果缺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世界华人将失去沟通的基点。在传统文化中，佛教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也发挥着重大作用。例如，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地，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两岸关系来说，佛教就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沟通作用。1997年福建湄州妈祖庙组织了“妈祖金身巡游台湾”活动，共100多天，巡游了19个县市，受到成千上万“妈祖”信徒的虔诚朝拜，轰动一时。2000年7月，台湾省台中县的“大甲妈祖”回湄洲妈祖庙的谒祖进香团规模极其庞大，随行的信众多达4000人之多。同年，达到300人以上的台胞赴湄洲的“进香团”就接近30个。这些寻根之旅，代表中国文化的血缘关系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否定的。2001年5月，湄洲妈祖金身首次直航巡游金门，实现了湄洲与金门的客运直航；7月，泉州天后宫妈祖直航澎湖进行民间民俗文化交流，亦拉开了泉州与澎湖海上直航的序幕。“妈祖文化”目前已经成为海峡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精神纽带。2002年2月，凤凰卫视全程参与了大陆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赴台湾的盛事，在台的37天里，台湾各界人士从高官到百姓迎送瞻仰者超逾百万人次，香火鼎盛之势空前绝后。不仅仅是张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更充分展现出海峡两岸人民的“精神共享”和“文化同源”。佛指在台期间，曾有台独势力巧施微词，妄图染指这一民间圣事，结果立即招来舆论的强烈批评与反击，使得滋事者不得不嘎然而止，旋即隐匿消遁。而台湾花莲慈济医院更多次组织对大陆白血病患者捐赠骨髓的活动，同样赢得了大陆民众对台湾同胞的感激和尊敬，拉近了两岸人民的距离。通过血与血的融合，注解了两岸同族同宗血脉相连的血缘关系。以上这一切，都表明了佛教对两岸文化交流及促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有着特殊的、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因此，在我们探讨振兴中华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要呼吁全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同时，还要重视和加强传统文化的重建与张扬，以期为道德规范提供依据，为两岸统一提供认知基础，为世界华人提供不朽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