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上州的普特南郡肯特镇，有块方圆468英亩的林地。林地中央，湖光水色之旁，有座肃穆宁静的建筑，那就是美国东部地区最大的佛寺，建造费用逾1.27亿美元，设计者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

这座寺院，出于美籍华裔人士沈家桢居士对美国的奉献。它的落成，使佛教在美国有了重要的传播中心。沈家桢曾说：“我曾是航运事业家，但我始终领悟到，如果能在美国人中间传播佛教，使他们的心理和生理都达到新境界，影响力要比做航运大得多。”

这位在美国企业界叱咤风云半个世纪之久的华人船王，一生淡泊名利，隐名埋名，甚至把他所有的家财捐净。全中国亿万人知道王安、王家廉、杨致远这些美国华人大企业家的名字，却不知道比他们更早取得巨大成就的沈家桢。

沈家桢简介

沈家桢居士，浙江绍兴人，一九一三年在杭州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他的父亲钧叶公（一八八四～一九五一年），字馥生，饱读诗书，十五岁即中了秀才，继入绍兴府中学堂读书。一九〇五年加入光复会，随革命先烈徐锡麟赴日留学，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一九〇七年，徐锡麟、秋瑾在安徽、浙江两地起义，失败后双双殉难，馥生公亦遭通缉，流亡海外。民国肇建，历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长、政务厅长等职，一九二一年任浙江省议会议长，以后即归隐田园，从事地方公益事业。

　　家桢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所以他自幼即受到佛教法熏陶，在他八识田中种下了菩提种子。虽然他入学读书时，小学和初中都读的是教会学校，他并没有因此而信天主。读高中时因罹患严重的支气管炎，不得不休学回绍兴乡间疗养，为此耽误了学业，所以二十一岁才自高中毕业，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一九三七年毕业。

　　家桢自交通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工作。这时“芦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八年战争开始。中国政府为了充实军事装备，准备长期抗战，资源委员会派遣家桢到德国，与另外两位工程师会合，采购一座电工厂（以制造电话为主）的机器设备。同时，他还担任中国政府与西门子电机公司的交涉代表。

　　家桢于赴德国之前，已经在上海和居和如女士订婚，他在德国加倍努力工作，希望在一九三九年前将订购的机器运回，完成任务，好早日返国结婚。不意一九三九年八月欧战爆发，德军以闪电战术侵入波兰，柏林气氛紧张，许多大楼顶上架起高射炮，市民实施粮食配给。当时正在柏林的沈居士，接到中国政府急电，要他自行决定行止。他考虑到采购的机器已经接近完成，但许多机器尚未交运，如果这时离开，可说前功尽弃。因此他决定留下来，完成未竟的任务。在历经许多艰险把机器交运后，又冒险把档案资料送到揶威，交给一位许德纪工程师，然后绕道回国，向资源委员会报告，这时已是一九四〇年的年初了。

　　是年春天，他在上海与居和如女士结婚，六月，夫妇二人同赴昆明，在由他采购机器而成立的中央电工厂任职，初任工程师，翌年升任厂长。一九四四年调到重庆，在资源委员会任副组长。孙运璇先生当时也在资源委员会工作，担任工程师及天水发电厂厂长，与沈居士友谊甚笃。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政府复员，家桢调到上海，担任资源委员会协调处代表，一九四七年辞职，在上海自行创办中国贸易暨工业发展公司。一九四九年，大陆战局激化，他将公司迁到香港，一九五二年全家移民美国。

回溯到60年前的1938年，日寇攻占了中国一半国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中，抗日大军急需军用电话机，当时中国还没有生产军用电话机的能力，26岁的工程师沈家桢向国民政府提出引进德国生产线的解决方案，获政府采纳并派他只身赴德主持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军用电话机生产线，他在欧洲遇到了希特勒发动的波兰闪击战，英法对德宣战，在身陷欧洲战火的情况下，年轻的沈家桢临危不惧，坚持把所有的图纸和设备经过装备了抗日军队六十个军，为夺取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抗战胜利后，沈家桢与众多上海交大校友在上海创办了“人人企业公司”，从事规模庞大的进出口业务，从美国和巴基斯坦进口粮食和麻布，低进平出，帮助成千上万缺粮少衣的同胞渡过了生死难关。他捐出自己的住房和金钱，在上海成立了民生实验所，帮助谢毓缙教授在中国首次研制成功白喉疫苗，挽救了数百万同胞的生命。

1952年，因内战损失了国内全部产业的沈家桢带着妻子儿女从香港绕道英国迁居美国，开始了他的新移民创业生涯。他以惊人的商业智慧，在纽约曼哈顿用2000美元的微小资本做成了1600万美元的货轮交易，创造了一个经营奇迹，50年过去了，他的这种经营手法仍然被美国企业界奉为经典。

移民美国，从头做起

　　沈家桢全家是1952年6月6日从伦敦坐轮船越过大西洋到达纽约的。这年他已39岁，。他和妻儿挤在普通公寓里，精打细算，量入为出。他一度研制新开发与冰淇淋生产相关的小机器和新配方，希望以此谋生。

　　不久，一个信息改变了他的谋生道路。两个美国人转弯抹角找到他与一个友人，要求合作一项大生意，这就是：土耳其政府准备在美国购买一批货轮，采购预算2000万美元。对方开门见山地说生意难度很大：“土耳其人很想买船，但支付能力很低，只愿分10年付款。也想贷款，但美国银行不相信土耳其会兑现还本付息的承诺。”

　　怎么做？两个美国人拿出方案：“4个人每人拿1万美元组建股份有限公司。”而沈建议每人只出500美元来注册这个新公司，因为“这笔生意本来就是以小博大，必须全部靠智慧完成”。沈家桢谋略从此起步。

　　那边厢，土耳其代表团为买船，在全世界到处碰钉子，一筹莫展。听说有一家美国财务公司愿意承担供船业务，立即要求洽谈。纽约的商场是讲排场的，而刚成立的“大西洋信贷公司”只有个小办公室，寒酸得很，沈便想起了怀特律师和他所在的美国凯德沃德大律师事务所。

　　沈对怀特说：“土耳其人答应，如果事情办成，拿出船价的0.5%作为佣金，大约是8～10万美元。如果签下合约，佣金归你方，我们分文不要。如何？”怀特答应了。

　　沈家桢借用大律师办公室的气派和怀特律师的美国背景，与土耳其代表团谈判，在氛围和信任度上已占了上风。沈向土耳其人提两点建议：一是把10年分期付款改为7年，以便贷款方易于接受；二是把全部购买新船改为新旧船搭配采购。他解释说：“旧船价格便宜，也容易到手，很快投入地中海营运，等到大型新船在两三年后交付使用时，你们正好用旧船赚来的钱付新船贷款。还有，如果新旧结合，还可把购船款从2000万美元降为1400万美元，为土耳其节省600万美元。”

　　谈判成功，起草文件，但怀特律师还觉不踏实，问：“你要向他们交付总吨位6.8万吨的一批货船，你们是小公司，没资本，不是有点像天方夜谭了吗？”

　　沈家桢平静地回答：“你的担心当然有道理。我反复考虑，想让美国银行贷款给我们买船，没门。只有一条路，就是让旧船的船东和造船厂给我们垫钱。土耳其人已经同意分7年付款，我们要说服船厂分7年收款，实际上是我们垫款7年。据我了解，日本三菱船厂目前缺少订单，我们的条件他们可能接受。”

　　精明的怀特又问：“佣金给我，那你们公司赚什么钱呢？”

　　“第一笔生意，我们赚利息的差额。供船方既然是长期垫款，一定会向我们收取利息。土耳其人同意年利7%，因此，如果能够说服供船方按5%收息，这2%的差额，30～40万美元，就是我们这个小公司的第一笔大收入。”

　　怀特律师佩服不已。而这笔生意为沈家桢涉足美国航运业打开了大门。

峰回路转 登上高峰

　　1955年初春，怀特约他的教师凯斯共进晚餐。凯斯在1953年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里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离任后转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餐桌上，怀特向凯斯推荐他眼中的经营奇才沈家桢，并建议合开航运公司。不久他们又约请一位友人入伙，这便是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安德森。

　　特利尼提航运公司成立了，怀特任董事长兼总裁，沈家桢任副总裁。

　　首次董事会上，凯斯、安德森有意让沈家桢谈谈他对公司经营策略的看法。沈家桢当仁不让：“公司初创，财力、人力都不足，不宜承接看来有利的零星业务，而是要集中力量找到大客户，例如大石油公司，全力为它服务，将船租给它们，租金不要过高，能偿付本息后略有盈余即可。若干年，租期届满，我们也本息还清了。此后提高租金，利润就大了。”

　　凯斯提问：“购买油轮款项怎样解决？”

　　“分三步走。第一步，先与大石油公司达成租船给他们的合同。第二步，凭此合同向银行贷款。第三步，向造船厂订货，分7年付款，利息应低于银行利息。”

　　大家十分认同。

　　第一步是凯斯完成的。他利用他与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的良好关系，为特利尼提公司拿到了一个为期15年的合约，租给海湾石油公司3艘42万吨的油轮，15年后油轮归还特利尼提公司。第一步成功之后，沈家桢凭租约向银行贷款，银行一见大石油公司租约，马上同意贷款。第三步是安德森先生介绍一家瑞典造船厂，以较低价格和利息承建3艘42万吨的油轮。一年后，3艘巨型油轮全部下水，航行于波斯湾与美国之间的广阔水域。海湾石油公司每月向特利尼提公司支付一笔租金，此笔款项减去向瑞典船厂分期支付的货款和向银行支付的本息，尚有可观盈余。

　　沈家桢的三步设想，达到了理想的效果。

　　这时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力邀安德森出任财政部长，而美国法律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担任私营公司股东，由此，安德森不得不离去。怀特和凯斯看到当时的国防部长威尔逊刚离任，马上邀这位大员入股。威尔逊入股后，公司改名为奥斯维哥公司。公司兼并了在美国航运界很有地位的美国海运船务公司MTL，兼并后航运集团仍称为MTL，沈家桢仍任副总裁。MTL麾下的远洋货轮，到1964年底，增加到60艘，成为美国航运界耀眼的巨星。

　　至此，沈家桢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航运巨子，名声大噪。

大显身手五大湖

　　从宏观看大局，是沈家桢才干的可贵之处。

　　1964年，沈家桢在MTL董事会上提议公司介入北美五大湖航运业务。五大湖总面积24.4万多平方公里。如果把英国填进五大湖，还能空出300多平方公里。

　　这年年底，MTL集团购进了拥有22艘货轮的美国轮船公司，从而MTL旗下的货轮达到83艘，并开始打进五大湖航运业务。

　　似乎一帆风顺，可突然，怀特因脑溢血去世，才58岁。此事对沈家桢心理打击颇大。他深切感到，世上一切，包括荣华富贵，金银钱财，无法永久留存，于是从内心深处萌发了“见好就收”的念头。沈就此与时任美国轮船公司董事长的凯斯交换了看法。凯斯说：“CT(沈家桢英文名的缩写)，我虽然是董事长，实际上管不了多少事，身体也不好，请你多费心吧！”

　　沈家桢的回答是经过思量的：“我今年57岁了，还得干5年。假定5年之后一切顺利，把美国轮船公司卖了，你我彻底清闲了。”凯斯笑说：“别人是为争取更多业绩去努力，你却是为了把公司顺利卖掉而努力。也算是奇事一桩。”

　　不久，凯斯也去世了。沈家桢以美国轮船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的身份进入了五大湖。那时，五大湖船队，加拿大为首，美国居次，竞争激烈。外部环境如此严峻，内部状况也不美妙。一是工会经常罢工；二是税收负担太重；三是船员工资高；四是没有外国公司享有的政府补贴。再加船龄老和货轮吨位小。

　　沈家桢一番调查，决策是：如果要生存，必须重建一支现代化的船队。沈家桢设想：拥有3000万吨运输量的20艘(每艘长680英尺)先进的自动卸货轮，因为五大湖的大宗货物是煤、石灰石等。那么，需要多少投资呢？2.8亿美元(1970年票值)！

　　沈家桢想出了向美国政府贷款的主意，因为美国航运业可能被赶出五大湖的议论震动了美国国会，议员们通过立法，把五大湖列为美国第四海岸(太平洋、大西洋、墨西哥湾为第一、第二、第三海岸)，又决定把五大湖航运纳入国家扶持的轨道。但是，新法律一颁布，要求政府担保支持的航运公司有几十家，政府只能拿出4亿美元。大饼怎么分，分给谁呢？

　　沈家桢兵分两路，去争夺这块人人觊觎的大饼。

　　一是与公司的董事兼律师共同起草向美国政府递交的申请贷款的文件，力陈理由，以博取政府青睐。

　　二是改善公司内部的经营水平，更新船只，提高年利润。1971年初，沈家桢在董事会上提出购买2艘新船，并富有人情味地建议分别以威尔逊号和凯斯号命名，来怀念这两位元老。

　　沈家桢要求花旗银行在美国政府担保下发放贷款，为此，他亲自带着律师到首都华盛顿拜访商业部部长和高级官员，陈述利害，终于获得认可。这是五大湖航运史上第一笔由联邦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

　　首战告捷。沈家桢马上回马转向公司内部，特别拜访了工会领导人，恳切请求工会派人参与新船设计。工会作用非同小可。在沈家桢担任美国轮船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的10年期间，船员们没有举行过罢工，反而促使生产率提高，航运成本降低，利润上升。

　　利润突破的消息刚传开，美国通用运输公司董事长汤普逊就向沈家桢道贺，并从芝加哥赶来会见沈家桢。

　　这里需要回溯一件事。沈家桢要出售MTL航运集团的主意已定，但屡经谈判，只有财大气粗的通用运输公司提出实质方案，汤普逊表示愿以5500万美元加30万股该公司股票购买MTL集团旗下的所有公司，但不包括美国轮船公司，理由是这家公司盈利不理想，如果一旦年盈利超过400万美元，就可以买下。正因为盈利已经突破，沈家桢和汤普逊一拍即合，MTL航运集团与通用运输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盛大的签字仪式上，有3位与航运毫无瓜葛的贵宾出席，引人注目。一位是身穿袈裟的乐渡法师，代表美国佛教协会；一位是徐承福先生，代表华美协进社；另一位是汤姆莫鲁，代表世界宗教研究院。奥妙终于透露，原来沈家桢宣布将他所得的部分股票，价值185万美元，捐赠给上述3个团体。

　　MTL的股权已经出售，但沈家桢作为美国轮船公司执行长的职位没有动，因为通用公司收购美国轮船公司的先决条件就是沈家桢必须留任，并再干5年。

　　允诺的事一定全力以赴，这就是沈家桢。他继续扩充美国轮船公司实力，一艘又一艘巨型先进自动卸货轮不断加入船队。

西煤东运，一大手笔

　　五大湖的湖光山色固然诱人，作为视野宽阔的企业家，沈家桢经常思考本不属于他思考的课题：美国资源的使用不合理。

　　美国是煤炭蕴藏量十分丰富的国家。100多年来，美国的钢铁工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就是靠东部煤养大的。实际上，美国西部也有大产煤区，只是由于运输成本高和转运环节多，质高价廉的西煤无法到东部市场竞争。

　　沈家桢“业余”设计出美国西煤东运的一整套方案，为美国资源的合理调配，为东西部的能源、航运和经济发展，写下了美国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篇章。

　　“要言不烦”，“西煤东运”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把西煤大量运到五大湖周围的八个州，供电力、钢铁、化学工业使用。这一步，需要西煤每年东运200万吨。这个数字，意味着可减少进口7500万桶石油，为美国节约至少10亿美元。第二步，是在东部的水牛城建立西煤转运中心，把煤在这里分运到纽约附近的东部七个州。

　　“纸上谈兵”的反复验证，使沈家桢确信，如果能使西煤在东部每吨降价5美元，必能打开市场。先前的做法，是从蒙大拿州(西煤重要产地)用火车运到中部的杜勒斯港(明尼苏州达)，再用火车转运到东部工业重镇底特律，全长1526英里。由于底特律是港口，沈家桢马上想到，如果把杜勒斯到底特律这一段(725英里)改成航运，再把航运费用降下来，就可以完成每吨西煤降价5美元的目标。

　　沈家桢明白，要降低航运成本，靠当时在五大湖航行的两三万吨货船不行，必须采用6万吨以上的自动卸货轮，且卸货速度要达到每小时一万吨，船员人数不超过30人才行。问题是，在当时五大湖地区，还没能建造如此庞然大物的船坞。新的拦路虎又出现了。

　　沈跑遍了五大湖的造船厂。曼尼托瓦克造船公司表示暂时没有财力建造大船坞。

　　沈家桢问：“要多少投资？”苏尔凯：“至少1500万美元！”沈家桢：“如果我订购一大批大船呢？”这个造船厂副总半晌说不出话来——那可是五大湖造船史上破天荒的订单！

　　会谈后，沈家桢第一个游说对象是号称美国东部钢铁巨人的伯思勒海姆钢铁公司，它1972年钢产量已达到4000万吨，年收入70亿美元。公司执行副总裁听完沈家桢有关西煤东运的优越和6万吨千尺巨轮的全盘方案后，表示想购买两艘巨轮。

　　他第二个游说的是美国钢铁公司。公司副总裁表示愿意购买一艘千尺巨轮。

　　第三个游说对象是内陆钢铁公司。这家公司愿意长期租用一艘6万吨巨轮。

　　东部三个钢铁巨人的反应都是积极和具体的，验证了沈家桢的方案具有可行性。此时，一个戏剧性事件发生了。原来泼过一瓢凉水的爱迪生电力公司副总裁伦德格仁，虽然当时拒绝了沈家桢提出的签订25年运煤合同建议，但事后反复研究这一方案，不觉大吃一惊，一颗闪耀天才闪光的宝石被忽视了。伦德格仁马上打电话给沈家桢，建议合作实施西煤东运方案。

　　沈家桢冷静地回复：“把西煤从蒙大拿州运到杜勒斯港不难，那段铁路向来畅通。难点在于西煤运到杜勒斯港后怎样装船，那里没有煤炭转运码头，必须建一个。”

　　万事俱备，只欠曼尼托瓦克造船厂的千尺船坞了。这家船厂没有动作，因为没有资金。沈家桢行动了。他在汤普逊召开的通用运输公司的高层会议上，详述了西煤东运方案以及一电三钢对6万吨千尺轮的需求，建议通用运输公司拨出1.25亿美元的投资，一方面在海湾造船公司建造巨型船坞，另一方面帮助美国轮船公司订购千尺轮。他的结论是：这将是通用运输公司获利丰厚的一笔投资。

　　1974年2月21日，通用运输公司及其子公司美国轮船公司为一方，曼尼托瓦克造船公司及其子公司海湾造船公司为另一方，终于签订了建造6万吨千尺轮的合同。

　　1976年6月16日，反复试运转之后，中西部煤码头正式投入使用。一片欢呼声中，黑金像瀑布倾泻而下，第一艘装满西煤的自动卸货轮向东部启航。西煤东运终成现实，美国的能源战略部署揭开了新篇章。

　　而沈家桢没有自我陶醉，他第三次婉谢了通用运输公司力邀他出任MTL集团董事长的请求，并提笔写了一首诗：

　　逐浪随波几度秋，

　　此身幸未付东流。

　　如今将近源头处，

　　岂可操舟复出游。

　　1980年12月，沈家桢退休。通用运输公司在芝加哥举行盛大的欢送晚宴。董事长格拉索代表通用运输公司致词：“1973年，当通用公司购入美国轮船公司之时，家桢成为大家庭的一员。他的远见卓识和商业才智是通过其微妙的幽默、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同事的真情来完成的，具有这种特殊品格的人，当今很难见到。”

弘扬正教，追求良知

　　沈家桢在美国航运界叱咤风云，身居高位，腰缠万贯。但他时时思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退出商海的他，又要投入另一个精神的海洋，大干一番了。

　　家桢信佛因缘，从幼年开始。在他生平所遭遇的许多次危难中，都因念佛而得免。不过认真的由信佛而学佛，却是中年以后的事。一九六零年前后，佛学家张澄基教授到纽约演讲，他和张教授于抗战时期曾在印度相识，至此他受到张教授的启发而认真学佛，从而推动佛教事业。近三十年的工作里程是：六〇年至七〇年间，为组织美国佛教会及建设大觉寺时期；七〇年之后为推世界宗教研究院时期，八〇年之后，为建设“庄严世界”-大庄严寺时期，近数年，又致力于佛经电脑化，制作CD-Rom的工作。

美国佛教会与大觉寺

　　一九六四年春天，在旧金山弘法的乐渡法师到纽约，有一位倓虚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姜黄玉靖老太太接待他。由姜老太太的介绍，和沈家桢居士见面。沈居士到乐师住的公寓中相访，二人共谈佛教前途。他们谈到中国佛教的危机。乐师慨然的说：“中国的佛教，早在共产党来到之前，就已经腐败衰落，不堪为大众的领导了。”继之、乐师又说：“今天在美国，如果还是抄袭中国的那一套，祗是做些求签拜纛，宗派间互相批评，出家人把寺庙看作是自己传子传孙的家庙，佛教决不可能在美国站得住。”这一番话，使沈居士十分感动。他们相约组织一个佛教社团，共同为佛教做点事。

　　是年十月，乐师在张志锐、俞俊民、张朱逸民、姜黄玉靖、居和如等居士信众的协助下，成立了“美国佛教会”。沈居士当时担任几家大公司的董事长、总裁等职务，工作繁重，没有参加首届董事会，他在幕后协助。美佛会成立，公推乐渡法师为首届会长，继之创立大觉寺，乐师出任首届住持。

　　在美佛会未成立之前，先有一批念佛的同修，在纽约市的布朗区，租下一所公寓楼中的一层房子，大家定期同修。同修们有意成立一所正式佛堂，但以因缘未具，尚不能付之行动。直到乐渡法师到了纽约，组成了美佛会，大家再度兴起成立佛堂或寺院的心愿。美佛会成立之初，会址就设在大家租用念佛的公寓楼中。但由于场地狭小，诸多不便。一九六五年，沈家桢居士的夫人居和如女士，购得纽约布朗区的办公大楼一幢，捐给美佛会做为会址。美佛会大楼加以改修，除供美佛会办公外，并成立大觉寺。说到大觉寺，就不能不介绍沈居士的夫人居和如女士。居和如女士，浙江海宁人，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北平，后来随父母返回南方，在上海受教育。她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是金融界名流宋汉章的助手，曾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居和如女士具有传统女性的美德，温婉贤淑，二十一岁与沈家桢居士订婚，二十四岁沈家桢由欧洲返国，在上海结婚后同赴大后方昆明。那时是抗战中期，物资缺乏，生活艰苦。他们的孩子相继出生，和如相夫教子，度过战时艰苦岁月。

　　一九五二年，全家移民美国，数年之后，沈家桢居士的事业日益发达，但和如有生之年，亲自操作家务，从不雇用佣人。她自幼养成整洁的习惯，家中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一九六四年，她以个人私有净财，购下纽约市布朗区亚尔巴尔湾（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N.Y）的一幢建筑物（原来是一家电话公司的办公大楼），赠

予美国佛教会，作为大觉寺的寺址。

　　居和如居士那一笔钱财的来源，据沈家桢居士说是这样：一九四九年他们逃难离开上海时，在中国大陆的财产全丢掉了，初到美国时，生活很苦。沈居士忙于经营事业，居和如担起料理家务和照应四个孩子的责任。沈家桢居士后来和朋友合办了一家公司，到第五年的一九六四年，股东分配红利，沈居士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钱。沈居士那时已信仰佛法，且与张澄基教授、陈健民居士等常在一起讨论佛学，而和如居士初起信不久，笑他们：“你们只会讲不会做。”沈居士对她解释说：“那是修慧”。和如居士笑称：“我们分工合作，你修慧，我来修福。”当沈居士分得那笔红利时，把钱一分为二，由各人分别去修福修慧，而和如居士竟然把她分得的钱，几乎全部拿出来买房子改装成大觉寺。“难舍能舍”，在一个初发心信佛的人来说，这是何等难得。

　　和如居士是一个“为善不欲人知”的女善人，中国大陆开放后，得知大陆卫生落后，她关心祖国青年的健康教育，向上海的“大众医学社”长期订阅数千份《大众医学》杂志，分赠全国中学，供学生阅读。难得的是她不具名，而以“大洋彼岸华人集资订赠”，这实是“三轮体空”的布施。

　　大觉寺有了寺址，乐渡法师把由香港请得的佛像运达纽约，供奉在大殿中，更增加大殿的庄严。有了宽敞的场地，大觉寺扩大弘法活动，成立讲经班、静坐班、大觉修习班、英文班、太极拳班、儿童华文班等等，并经常礼请法师到寺中讲经。大觉寺是纽约早期少数两三处道场之一，乐渡法师任满退位之后，仁俊法师、圣严法师、法通法师、圆一法师、根造法师，以及明光法师、继如法师等都担任过大觉寺住持。

世界宗教研究院与和如纪念图书馆

　　继组织美佛会之后，沈家桢居士于一九七〇年创立“世界宗教研究院”。他创立这所极具规模的研究机构，其宗旨何在呢？诚如《世界名人录》中所刊载他的话：

　　我的目标是利益一切众生，并免除一切众生的恐惧；以世界所有宗教的集体智慧，提供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向和方法。因此，我将我的精力供献于介绍这智慧给所有美国人以及一切人类。就我在这方面的努力及程度而言，我认为我的生命是成功的。

　　在世界宗教研究院成立“缘起”一文中说：

　　美国纽约世界宗教研究院，为一非营利之私人基金团体，由在美侨领沈家桢居士独捐巨资，于一九七〇年十月成立，该院业务由董事会司之。目的在培育发展世界各宗教的学术研究及弘扬其教义。以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及印度教等五大宗教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然鉴于基督教及犹太教在美国已有相当之发展，研究院乃以佛教、伊斯兰教及印度教为现阶段之主要研究对象。为配合对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哲学和宗教思想型态有研究兴趣的学人、学生及学苑等的需要，研究院将致力于收集、组织和提供充分之研究素材（包括珍罕文件手稿之缩影本）及由电脑处理的目录资料。研究院现拥有专家多人，分别在印度、尼泊尔、台湾、香港、日本及美国数大学内，从事各种资料搜集分析及复制珍本缩影等工作。该院拟不断地引进该等资料，俾使其成为一所主要的世界宗教研究中心。

　　世界宗教研究院创立之初，院址设于纽约州的威彻斯特郡。两年之后，沈家桢居士与纽约州立大学合作，把研究院设立于州立大学长岛石溪校区的梅维尔纪念馆五楼，由此开始，世宗院在此作业了近二十年之久。

　　一九九一年七月，世界宗教研究院第二度迁址，迁至纽约州博南郡肯特镇的“和如纪念图书馆”内，成为世宗院的永久院址。于此，或有人问，这“和如纪念图书馆”是以何因缘而有的呢？原来“和如”就是沈居士的夫人居和如女士，这一所图书馆是纪念她而建立的。

　　和如夫人自一九六零开始学佛，信仰虔诚，精进不懈。晚年以持诵《金刚经》为日课，十八年从未间断，屡有感应。一九八七年，这位善女人身体违和，是年十月，医院诊断确定为骨癌。在生病过程中，痛苦自所难免。而最使沈家桢居士担心的是：“临终时会不会有不堪忍受的痛苦，而影响她念佛的正念呢？”那也就是说，会不会因生理的痛苦，不能得到“一心不乱”，而影响到念佛往生。但事实的经过，与沈居士所担心的恰恰相反，和如居士在为时八个多月的病期中，一直都没有太大的痛苦。后来沈居士回忆说：“在最后一个月中，她能自动的减轻止痛药的分量，而最后的两天，她不但没有要止痛药，连一粒安眠药也不服用，她的头脑完全清醒。”

　　一九八八年七月三日，庄严寺正举办夏令营讲座，沈居士下午有两个小时的讲演，他见和如夫人身体十分衰弱，不想践约到庄严寺去。和如夫人却心不颠倒，毫不贪恋的说：“不，你去。”她的声音十分微弱，语气却十分肯定。沈居士赶到庄严寺上课，又匆匆赶回家中。他在《为什么劝您念金刚经》一文中，细述居和如夫人往生的经过：

　　我匆匆回家，和如情况如常，并无什么不妥。夜间十一时许，雷久南博士、我及家人们围坐床前，和如忽然要我近前，示意伸双手互握，她张目注视我，我轻轻问她，是不是什么地方痛？她表示没有，我微笑的看着她而紧握双手。忽然之间，我觉得她的眼珠不动了，微微张口，听到轻微的“浦”的一声，一下子什么都静止了。一家人抑制悲痛，同声念阿弥陀佛，和如已缓缓的合上眼。

　　居和如居士生于一九一七年，一九八八年往生，享年七十二岁。她育有三女一子，各获高级学位，事业各有成就。

　　沈家桢居士在《为什么劝您念金刚经》一文中续说：

　　第二天早上，替和如换好衣服后，我到家中小佛堂拜佛，一眼望见佛台上摆放的一本《金刚经》，这是我家居住Tekeｍing 十八年来，和如每天必诵的晨课。当时我发了一个愿，我要继续替和如做她的晨课，每天念〈金刚经〉。......

　　和如夫人往生后，沈家桢博士为了纪念他相守近五十年的伴侣，及发扬和如夫人慈悲喜舍的精神，他以和如夫人名下近百万美元的遗产，加上家属亲友的捐助，在纽约博南郡肯特镇他所推动建设占地五百英亩的“庄严世界”内，盖了这所规模宏伟，设备现代化的“和如纪念图书馆”，作为“世界宗教研究院”的永久院址。图书馆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对外开放，供社会大众使用。

　　世宗院最初拥有的资产，是以购自一位戈特理查先生的一万八千册佛学典籍为基础，另加上亚洲宗教著作三千余册，和一万两千张来自台湾、印尼及尼泊尔所拍摄的各种经典的显微影片。以后年有增加，迄今院中拥有藏书近十万册，此中包括三十二种亚洲语文及十一种非亚洲语文的藏书；有九百三十二种期刊，五万三千项稿本及论文（此一部分资料已制成微粒影片）。有五百余种地图，四百余种影片、录影带和录音带。以上各种馆藏中，以佛教资料最为丰富，其中有中文版、日文版、韩文版等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多种版本的甘珠尔、丹珠尔经文，以及缅甸文、高棉文、锡兰文、印度达凡那格里文、寮文、泰文、越南文等的南传大藏经，及以上各国语文及西方语文的翻译及研究着作。

　　在资讯服务方面，该馆的资讯服务部，发行《佛典资讯》期刊，收集各种有关亚洲宗教思想及习俗的研究作品出版消息，尤其着重于佛学方面的报导。并收集有关亚洲宗教团体、学术组织及其相关资料，以供从事亚洲宗教或比较宗教研究的学者参考。目前《佛典资讯》已成为国际间佛学研究者的重要刊物。

　　该馆的微粒资源部，自一九七三年至今，摄制藏文、梵文的微粒影片研究资料，以低廉的价格，复印出来提供研究者使用。多年来，索取这项微粒影片复制品的学者，遍及世界各地，尤以日本、德国学者为多。该部近年提供各地学者的微粒复制片，年达十五万片左右。

  2007年10月沈家桢居士与堪布卡塔仁波切摄于纽约

成立台湾译经院英译佛经

一九七〇年，与创立世界宗教研究院的同时，美佛会在台湾成立了“译经院”，希望把大乘经典译成英文，俾佛法能够进入欧美人士社会中，而不仅是在华人社会流传。这是一个创新的构想，这一理念仍出于沈家桢居士。

认真的探讨，自一九六八年沈家桢居士当选美佛会副会长后，他就成为推动美佛会工作的中心人物。译经院于一九七〇年开始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