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慈法师，号日照，江苏省高邮县人。他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岁次乙丑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高邮湖西的农村。他父亲是佃农，由于家境贫困，子女众多，不得已在唯慈九岁的时后，因舅父在高邮北乡的三觉庵服务，就把唯慈带到庵中，依一位宗恒和尚出家。成为一名“驱乌沙弥”。十四岁的时候，师父送他进私塾读了一年书，因为中日战争的关系，从此辍学，以后只有在庵中撞钟击鼓，做一些日常生活的杂事，连早晚课诵都没有学过。原因是庵里没有早晚课诵的修持。因此，唯师在青少年时代，并未打好学问基础。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的春天，唯师二十岁，奉师命到南京宝山受具足戒。圆戒后，到江南佛教名剎的常州天宁寺，入禅堂学参禅。据唯师说，学参禅的禅和子，没有任何指导，只是整天呆板的坐着，故一般进禅堂参学的人，除了学上殿的唱诵，还有就是坐香、出入往还的仪规，学不到参禅的门路。一年以后，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唯师由禅堂转入天宁寺佛学院，由于没有一点佛学基础，听佛学课可说是一无所知，就是一般学科，听起来也十分吃力。他唯有刻苦学习，两三年中，抱着书本死啃，渐渐的有了进步，勉强听得懂佛学课程。

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内战日益激烈。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天，苏北受到战事的影响，他的义师父（俗称干师父）常善老和尚，逃难到了无锡。常善老人是演培法师的剃度师父，此时演培法师正在无锡佛学会养病。暑假期间，唯师到无锡向干师父礼座，常善老人藉此机会，把唯师介绍给演培法师，并郑重的对演师说：“如今你到处弘法，我是无需你照顾了，我把唯慈托付给你，望你能照顾他，带他去读佛学院，便满我的心愿了。”

以此因缘，演师把唯慈带到杭州，送他进入武林佛学院就读。当时，武林佛学院院长是会觉法师，他是太虚大师的大弟子。院中教师都是一时之选，如演培、妙钦、仁俊等诸位法师。仁俊法师兼教务主任，他对学生的生活指导十分严格，曾训示学生说：

“青年学僧，绝不能走进赶经忏的道场，如果走上赶经忏这条路，不仅埋没了自己大好的前途，同时也把佛教尊贵的形象带入低俗，受世人轻视，‧‧‧赶经忏，实在损失很大，罪过无边。”

以上这段训示，给予慈师极大的影响。他一生从不赶经忏，实是禀承仁俊法师的教诲所致。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国内战事更为激烈，北方的战事向江南蔓延，演培法师先已去了上海，会觉长老也离开武林佛学院去了厦门。佛学院院长由巨赞法师继任。又过了两个月，由于时局日益恶化，佛学院学生大部分离校，最后剩下两三个人。巨赞法师对剩下的同学说：“院中只剩下两袋米了，吃完后大家各谋生路吧。”说过这话不久，他自己也离院去了香港。

这时，演培法师在上海以快信寄给唯师，要他立刻到上海去。是时已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唯师离杭州抵达上海，演培法师介绍他进入静安佛学院读书。转眼过了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农历春节过后，时局更加严重。演培法师本打算要唯师赴香港，以路费不够，乃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到台湾去投奔慈航法师。

自立、幻生二师，在武林佛学院读书时，曾和在新加坡弘化的慈航法师通过信，他二人此时也在上海，自佛教杂志上得知慈航法师在台湾办佛学院，他们再给法师写信，取得联络，要求到台湾入学，很快得到回信，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唯师持演培法师的介绍信，与自立、幻生二师，一同乘中兴轮抵达台湾。抵台之日，是夏历的正月十四日。他们三人投奔中坜圆光寺，慈航法师收留了他们，进入当时圆光寺的“台湾佛学院”读书。到了三、四月间，上海撤退前夕，大陆逃难来台的学僧约二十余人，都由慈航法师收留。唯师等在圆光寺读了半年，到了夏历六月，圆光寺住持妙果老和尚，以大陆来的学僧太多，常住经济难以支持，不肯继续办下去。本省学僧可以回到原来寺院，而大陆来的学僧就无处可去了。

慈航法师和妙果老和尚洽商，要求圆光寺收留下十个人，其余的由他带走。妙果老和尚勉予同意，留下的十个人是自立、幻生、妙峰、唯慈、星云、广慈、能果、果宗、印海、以德。其余的十多人，都由慈航法师带往新竹灵隐寺，得到无上法师的照顾。未几台湾发生“法难事件”，慈航法师和十多名学僧都在新竹被警方拘留。留在圆光寺的十个人，除了唯慈外，其余九个人都受到了“法难”之厄。

留在圆光寺的学生，无书可读，大家分工合作为寺中做一些杂务，曾经一度被妙果老和尚派到苗栗大湖法云寺，看守山林及已伐下的木材。到了一九五○年秋天，慈航法师在汐止兴建的“弥勒内院”竣工，大陆来台的学僧都集中在内院上课，这样才有了一段虽然清苦而却安定的生活。一九五四年（民国四十三年）的夏历五月六日，慈航法师圆寂，内院的学生多数离院。唯慈法师到新竹福严精舍，亲近印顺导师。一九五六年，回到汐止弥勒内院，在内院禁足自修，前后三年，学力大进。

一九五七年冬天，在菲律宾创办普贤中学的刘梅生居士－即后来出家的觉生法师，聘请唯慈法师和自立法师，到菲律宾的普贤学校去任佛学导师。二位法师到了菲律宾，自立法师留在马尼拉的普贤中学，唯慈法师则到菲国中部的宿雾市，任教于普贤学校宿雾分校。

宿雾是菲国中部的大城市，华侨有两三万人，几乎全部来自闽南，信仰家乡的传统佛教。当地有一个居士林的组织，还有一座规模不大的定慧寺。定慧寺原有一位出家人住持，以其人缘较差，华侨对他十分冷漠。以此原因，一般华侨以为出家人都是这样，唯师也因此受了池鱼之殃。唯师初到宿雾，住在居士林的四楼，设备不齐全，林中也无专门的佣工，因此，唯师每早烧一壶开水，全天都以面包开水充饥。他一切不以为意，按时到校授课，没有课的时候，在居士林楼上自修，从不攀缘。天长日久，改变了华侨对出家人的观感，有人主动以友善的态度去接近他，请他为信徒讲佛法。唯慈法师不会英语，不会菲律宾话，甚至连闽南话也不懂。所以，讲佛法都是透过翻译。信众们这时才知道这位法师一肚子学问。华侨界对他由冷漠而友善，而接近，而尊敬的皈依他。三年以后，定慧寺那位出家人离开宿雾，信众们请他迁到定慧寺，并认真的恳请他出任住持。唯师说：“我可以住在定慧寺，无条件的为寺服务，但是我不做住持。”

事实上，当地根本请不到出家人，因为整个宿雾市甚至菲律宾的中南部，只有他一位法师。

唯慈法师迁到定慧寺，开始整理陈旧的寺院，虽然只有他一个出家人，但是他一切按佛门仪规，早晚课诵，依法而行。每个星期天都领导青年礼佛，领导信众共修。当然，他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寺中有工人为他烧饭，他再也不必再以开水面包充饥了。

信徒们对于法师的期望，就是为死人诵经、做佛事，并且诵经愈多愈好。华侨社会的丧事，非常讲究场面，一般说，为死者做佛事，也就是摆场面的方式之一，一般人家，至少要做三天佛事，财力雄厚的人家要做七天，甚至于要诵四十九天经，他们认为如此才能表达儿女的孝思。当然，诵经愈多，得到的红包愈大。唯师初到宿雾时，每遇到这种情形，不管什么人请他诵经，他都直接了当的说：“我不会诵经。”但当时宿雾只有他一位法师，他想世间宗教都有婚丧祈祷的仪式，佛教也不能没有，再者，平常出家人到俗人家里，根本不受欢迎，现在死了亲人的家属如此诚恳请求，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推动宏扬佛法的事业呢？唯师最后的结论是：为了宏法，不妨接受诵经的请求，但绝不讲诵经的代价，并且把做经忏的老套改头换面。

当地习惯，侨胞去世，停尸在殡仪馆，死者家属到寺中请法师诵经（当然，信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没有这种习惯），唯慈法师就籍着这种机会，开示家属说：

单请和尚诵经，去世亲人得到的功德很少；你们做儿女的自己诵经，去世亲人得到的利益较多。并且诵经不如念佛，念佛要你们家属自己念，去世亲人得到的功德才多。你们与父母有心连心的血缘关系，和尚与死者没有丝毫关系，所以家属诵经念佛，死者才能得到利益。现在死者还在殡仪馆，你们每天上下午，在亲人灵前念阿弥陀佛，在出殡前一天，我会去诵一次经。

华侨社会中，不论什么身分的侨领去世，唯师都一视同仁，只去殡仪馆一次，时日久了，就成为一种习惯了。他这种作法，提高了佛教的形象，也使出家人受到尊重。接着第二步，不论什么人要到寺中做功德，唯师指示要先到寺中拜佛，然后在家中要素食七日，每天早晚要在死者灵前念佛，最后一天到寺中做功德。做功德时，十时起家属与和尚同在佛前跪拜诵经，最后唯师再诵经一品——《地藏经》中的〈见闻利益品〉。唯师的本意，是借做功德的名义，来推动弘法事业。这在海内外的佛教界，对经忏的改革与利用是一项创举，而唯师是最初的推动者。一九六五年，台北召开世界华僧大会，菲律宾僧侣组团参加，由马尼拉大乘信愿寺住持瑞今老和尚任团长，唯慈法师任秘书长，回台湾出席大会，这是他出国六年第一次回台湾。会后探访师友，而后仍回宿雾。

一九六八年，普贤学校以管理不善，负下严重的债务。在董事会一再敦请下，唯慈法师出任普贤校长。他接掌学校后，以校为家，也要求全体教职员与他“共赴校离”，经过艰苦奋斗与整顿，两三年间，终于还清了债务，也使普贤学校的校誉日隆，嬴得社会与家长对学校的信心，学校从此走上平稳的坦途。

由于长期忙碌劳累，使他罹患了肾脏炎，体力日衰，当地医疗落后，不得已返回台湾疗养。住在台北新店仁俊法师的同净兰若，养病之外，同时闭方便关半年。以宿雾普贤学校的毛病又发作了——法师不在，管理松懈，经费又出现了亏空。董事会和信徒都推出代表，一再到台湾敦请，一年半后，唯师回到学校，再经过一番整理，才使学校平稳下来。

法师所住的定慧寺，位于市内的芒果街，由于人口剧增，烦扰日甚，并且地势低洼，雨后时遭淹水。唯师与侨界的护法居士陈慧华、杨文焕、林连登、吴道贺、林咸碧、郭荷参等共为商榷，大家都主张迁址重建。经过多方勘察，选定市郊半山坡。该处地势较高，风景优美，居高临下，市区尽收眼底。由于信徒对法师的信心与尊敬，大家踊跃捐输，于一九七七年冬奠基动土，七八年春天鸠工兴建。施工一年半，到一九七九年八月，一座三层楼的大雄宝殿及应有的附属建筑全部完成，众议命名为“普贤寺”，代表普贤菩萨的大愿与行证。一九八○年三月，隆重举行寺院落成及佛像开光典礼，宿雾的政要、侨领、信众及菲律宾的佛教长老都参加了这一盛会，年近八十的瑞今长老撰写一篇〈宿雾普贤寺碑记〉，勒石纪念。

这时，唯慈法师的弘化区域已不限于宿雾一地，更扩充到菲南的大城市数省，如黑人省的描戈律市，三宝颜大岛的三宝颜市等，那些地方都有中国寺院，或请不到法师，或请到而不能久住下去，这些地方的信众，都远赴宿雾请唯师去弘法。本来在生活环境落后的岛国，很少有人能像唯慈法师那样的耐心与宏法的热情，在一个地方一住三、四十年。

随着岁月的消逝，唯慈法师已进入老境，七十多岁了，体力已不如早年硬朗。但是他四十年的光阴没有白费，无数的信徒视他如师如父，以他为精神上的依靠。一九九三年间，有一位安徽籍的青年正渊法师，接受唯师的邀约到了普贤寺。正渊师朴实诚恳，做事负责，老法师见寺院托付有人，而台北石碇乡光明寺的慈心法师，开办“慈航佛学院”，数度去菲律宾，坚请老法师出任院长。老法师为报慈航菩萨法乳之恩，答应到光明寺闭方便关，做为精神支持。一九九六年夏天，他对信众宣布他要到台北光明山闭关，引起信众们的关怀，一致求他留在宿雾，甚至于有人流着眼泪问他：“师父，你为什么丢下你一手建设的普贤寺，到别处庙中闭关呢？”

老法师说：“寺院是信徒大家的，不是我的家，怎能说是为我所有？我如今年纪大了，该在修持上下点功夫。若在普贤寺闭关，总会有一些人事和杂务，所以才到台北去，就完全没有这些干扰了。”就这样，唯慈老法师离开普贤寺，回到了台北，住在石碇乡群山顶上、光明禅寺的关房中。

唯慈老法师一生好学深思，手不释卷，著作有《浮云集》十巨册，包括论文、释经、演讲、诗词等，洋洋百余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