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是展现艺术作品的方式之一，凡是以可雕的木、石、金属等或可塑的土、石膏等材料，制作各种立体形象，都称为雕塑。在雕塑过程中，作者对作品的精雕细琢，呈现出艺术生命的力量，历久而不衰，故其价值不凡。

佛教，称为“内学”，是内在生命的提升、净化，也可以说是心的雕琢。佛教里的八万四千法门，一如雕塑家的利刃，一刻一雕，修去累世无明、习气、烦恼；也像雕塑家的手，一搓一拉，塑出如诸佛菩萨的慈悲与智慧。几经千锤百炼，烈火焚烧，在电光石火中，迸出生命的光芒。

佛教的雕塑作品展现出诸佛菩萨的庄严圣洁，留下当代佛教信仰的虔诚恭敬，具有宗教淑世教化的功能，更保留了人类的智慧、文化及艺术上的成就。尤其是佛教雕塑家的艺术创作，涵盖了对佛法的体证与宗教情操的投入。于外，表达生活中的真、善、美；于内，是人格的超越与庄严，使雕塑艺术也成为弘传佛法的另一种方便。

佛教雕塑的发展

佛教的雕塑艺术，始于佛像的雕刻。根据《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及《大唐西域记》卷五的记载：原始佛教时代，跋耆国优填王以栴檀木雕塑一尊五尺的佛陀形像。这是佛教雕塑佛像的开始。

佛陀入灭百年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出现了大批的佛教雕塑艺术品。阿育王受佛法的感召，以佛法治国，在全国各地佛教遗址建立宝塔、寺院、石窟、石柱、法敕等。这些出土的文物，除了本身的艺术价值外，对佛教历史、经典的考据，有相当大的贡献。

在贵霜王朝时期，迦腻色迦王笃信佛法，效法阿育王，在犍陀罗地区大量兴建寺塔，雕凿佛像。该地长期与希腊文化相互影响，雕刻作品呈现浓厚的希腊风格，被视为印度与希腊美学协调的结合，称为犍陀罗艺术。同一时期还有秣菟罗艺术，主要集中在南部的秣菟罗地区，虽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但仍保留更多印度的本土风格，前者的佛像沉静内敛，后者则稳健有力。

及至西元四世纪的笈多王朝，是印度艺术的黄金时代，以阿姜达石窟内的作品为代表。此一时期因为受到匈奴的侵扰，本土与外来文化两相融和，使印度艺术臻至成熟。

佛教传入前，中国已具有高度的雕塑艺术，传入之后，与中国文化相融，开拓了更深广的内涵，丰富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宝库，有寺院的雕梁画栋、塑像、石窟的佛像雕塑及各种佛教雕刻艺术品，其中以木刻、石雕或泥塑圣像为典型的代表。

东汉末年，笮融建造佛寺，寺内有一尊金铜佛像，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佛像雕造。东晋时期，雕塑专以佛像为主，是为当时盛行的风尚。如道安大师曾在襄阳檀溪寺铸造丈六释迦金像，支慧护在吴郡绍灵寺铸丈六释迦金像，戴逵父子曾为会稽山阴灵宝寺作无量寿佛和胁侍菩萨像。

南北朝之后，随着佛教的传播，中国雕塑的风格也受其影响，以传统手法融入外来作风，使中国的雕塑无论从题材到艺术风格，都发生变化，而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因此，佛教的塑像、石雕、石刻便成为这个时期主要雕塑的内容。而西域粗犷豪放的艺术作风也逐渐传入中国，结果使汉地和西域艺术融为一体，结合建筑、雕塑、壁画三者于一身的洞窟艺术从此发展开来。

从雕塑风格的转变，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人物雕塑为例，云冈石窟中的昙曜五窟，早期的佛像高大宏伟，与印度的犍陀罗和笈多时代艺术的风格相近。到了北魏末年，一方面因为当时推行汉化，一方面则因为佛教已经逐渐与人民生活相结合，所以此时雕塑的作品已经具有中国特色。隋唐时期，是艺术最灿烂辉煌的时代，融和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雕塑作品多采多姿，美轮美奂，人物造型颀长匀称，敦厚典雅，表现出健康欢喜的形貌。

到了唐朝，雕塑作品完全表现出中国风格的造像特色。许多雕塑奇异的作品，大多出现在武则天时期，由于武后大力提倡佛教造像，致使唐代佛教雕塑达到高峰。唐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另一个黄金时代，此时造像的特色充满着生命的活力，雕塑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与完美，充分体现出雄健奔放的时代气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雕塑家杨惠之，就生逢此时，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江苏吴县保寿寺的罗汉群像，而千手千眼菩萨造像也是他首开其端的雕塑。世称“道子画，惠子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他们的作品广泛受到当代的推崇与后世的仿效。

自唐宋以来，洞窟石刻的造像逐渐被各地寺院盛行的泥塑、木雕所取代。元明时期，在雕塑方面则每况愈下，至清代的雕刻，则益呈式微。

其他，如日本、韩国、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地，也有相当成熟的佛教雕塑艺术。

佛教雕塑的代表作

佛教雕塑的范围很广，主要以佛、菩萨为对象，罗汉、天龙八部、天人、飞天、金刚力士，乃至佛经里相关故事、人物、动物、花草、树木、景观等等，都是丰富的素材。中国雕塑最重要的部份是石窟艺术，许多巧夺天工的雕塑品大多在石窟中完成。如麦积山石窟，山高一四二公尺，山顶有塔，山下有寺，峰身遍布龛窟和摩崖石刻，保存自北魏、隋、唐、五代至宋以来一千尊以上的大佛像。

甘肃的炳灵寺石窟，自五世纪起开凿，窟内以泥塑造像为主，也有不少的摩崖石刻。甘肃泾川县的南石窟是魏初所建，窟内均为浮雕或塑像。

龙门石窟中有石刻佛像十四万余尊，工程艰钜浩大，其中唐代雕刻技巧曾影响日本飞鸟时代的佛像雕刻。卢舍那大佛刻画大佛的庄严温和及睿智的性格最为特出，是龙门石窟中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云冈石窟凿自五、六世纪，是我国佛教艺术三大宝库之一，以昙曜五窟规模最大，气象最雄伟，其余各窟，雕饰富丽。余如巩县石窟、河北南响堂山、河南北响堂山、四川广元千佛崖、杭州西湖石窟、山东济南千佛崖、青州云门山、驼山等石窟，均颇富盛名。此外，石柱、石经、经幢等，也都是伟大浩瀚的雕塑巨作。

印度阿育王时代，在佛陀曾经说法的地方，竖立雕头圆柱，并于柱身刻有诰文。代表作有巴克拉石柱、鹿野苑石柱、蓝毗尼石柱、王舍城石柱等，其中以鹿野苑石柱最为有名。鹿野苑是佛陀成道后，第一次说法的地方，此石柱高约十五公尺，柱身刻有禁止破和合僧的铭文，柱顶雕了四只连身狮子，分站中间的宝轮上，各朝一方，象征佛陀在此初转法轮，作狮子吼。柱头下层是钟形倒垂莲花，看起来华丽雄劲，玄奘大师形容是“石含玉润，鉴照映彻”。

这种狮子柱头成为阿育王时期传播佛法的代表，也象征着当时国家的强盛。印度

独立后，更成了印度共和国国徽的图案。

石经是指刻于岩石表面的经文。中国以儒家所刻的石经为最早，较著名的有汉代的熹平石经及唐代的开成石经。北魏时因开凿石窟，为“正法久住”，而有佛教石经的出现，现存佛教石经中，年代以北齐为最古，规模以河北房山石经为最大。其形式有：

壁面刻：刻于壁面上的，称为壁面刻。如北齐刻镂于河南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胜鬘经》、《孛经》、《弥勒成佛经》等，隋代刻于河南宝山大住窟的《胜鬘经》、《法华经》及《涅槃经》的一部分等，宋代刻于河南开封府繁塔的《十善业道经要略》、江苏苏州云岩寺刻有《法华经．普门品》、浙江杭州六和塔内刻有《四十二章经》，唐代于河南龙门香山洞刻《涅槃经》。河北居庸关过街塔内壁有元代所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计有梵、汉、蒙、回纥、西藏、西夏等六种文字，可比照而观，是极为珍贵的语文史料。

摩崖刻：刻于摩崖上者，称为摩崖刻。如山东泰山经石峪的花岗岩大字《金刚经》等，年代与作者不详，或称唐邕，计九百余字，字体雄浑，为石经当中最突出者。北齐时于山东徂徕山映佛岩刻有《大般若经》的一部分，山西辽州屋騋嶝刻有《华严．成就品》等。

碑板刻：刻于碑板上者，称为碑板刻。一般多刻于石板的两面而收藏于石室中，以河北房山石经最富盛名。隋大业(西元六○五——六一六年)间，幽州智泉寺静琬大师，感于北周、北齐时的废佛，惟恐正法湮没，发愿刊造“石刻大藏经”，刻于河北房山云居寺。后人相继雕凿，历四百八十年始告完成，为一史无前例的刻经事业，也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大的文字铭刻，不仅可用来校正印本佛经的错漏，更是书法史与艺术史的珍贵资料。

此外，朝鲜与日本也有石经，前者以全罗南道求礼邵智异山华严寺的《华严经》为代表；后者，以大和宇智川摩崖刻出的《涅槃经》碑为最古。另外，在福冈县宗像神社的《阿弥陀经》石刻，是模刻我国湖北襄阳龙兴寺的碑而成，因比一般的《阿弥陀经》多了二十一字而著称于世，据传是在我国宋朝时传入，现为日本国宝。

经幢也属佛教石刻的一种，具弘传和纪念价值，分为基座、幢身和幢顶三部份；经文主要刻在幢身上，其他则雕有佛、菩萨、花卉、云纹。

印度的经幢大多以刻在佛教建筑物周垣上的浮雕呈现，或在塔前树立碑石，刻以法轮、飞天、人物、动物等。

中国以石雕经幢盛行于唐代至辽宋期间，或为立功德而铸，如陀罗尼经幢；或为纪念高僧建立墓幢。代表作有：

河北赵州陀罗尼经幢：位河北赵县内，北宋时，全部以石料叠砌而成，高约十八公尺，是我国现存最高的一座石经幢。其佛教人物、动物、花卉等图雕手法，展现了宋朝造型设计的高度成就。

云南昆明地藏寺经幢：大理国时期中建造，共七层，第一层刻有四金刚及梵文，其他则刻以佛像，雕工极精致，是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雕刻艺术的重要史料。

另外，韩国在十一世纪期间，为抵抗契丹大军，发愿雕刻大藏经，此即有名的《高丽藏》。后遭蒙古入侵而毁，西元一二五一年重雕完成，共有六五二九卷八一二五八版，至今仍收藏于“法宝寺”——海印寺。西元一八七一年，缅甸国王敏东召集二千四百位僧人，举行第五次三藏结集，并将结集的经文以巴利文字镌刻于七二九块的方形大理石上，竖立在曼德勒山拘他陀塔寺，工程相当浩大。素有“造佛之国”美称的日本，以奈良东大寺铸于八世纪左右的青铜大佛最为著称，高十七公尺，重达四五○吨，具一二○○年历史，堪称日本，也是全世界历史最为悠久的大佛。位于香港大屿山木鱼峰宝莲禅寺的“天坛大佛”，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竣工，总高度有三三．九五公尺，也是目前世界第一的铜塑大佛，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以苏东坡的诗题以：“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可见他的沉稳雄健。这些雕塑作品的完成，集合种种殊胜因缘、愿力，令人叹赏不已。

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罗浮宫，乃至俄国、德国、美国、日本等诸大博物馆，都可以看到大量的佛教雕塑，其中以中国作品居多。有时不免痛心这些国宝流落他乡异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们受当地国家保护，视为珍宝，继续绵延无价的艺术内涵及跨时空的宗教生命，让更多人欣赏到它的美，也颇令人安慰。

心的雕塑

从上述几件雕塑的代表作来看，每一个作品的完成，无不投注巨大的时间、心血，超越人力与物力的极限。唯有崇高的宗教情操才能激发生命的内在力量。从前的佛教雕塑家在创作时，有所谓的“一刀三拜”，在艺术创作的同时，更可说是对心灵的雕塑。

学佛如同雕塑。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后，不禁称叹：“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华严经》也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众生本具佛性，只待我们去自我雕凿，发掘这颗佛心本性。

例如用佛法的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把自己雕塑成同佛陀的“三十二相，百好庄严”。雕塑双手时，发愿：“愿将双手常垂下，抚得人心一样平。”作个世间的慈悲人；雕塑颜面时，愿众生“皆如普贤，庄严相好”；塑一双菩萨的眼，“慈眼视众生”；如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的双耳，能善听、谛听、兼听，乃至全听，“寻声救苦”，济度众生；塑一双踏实的足，愿众生得“如意神足”，老实修行；塑一张能安慰、鼓励他人的口，出广长舌，令法音宣流遍天下；雕塑这一身威仪端正、勤劳服务，行礼拜恭敬，现高雅气质；塑一颗与诸佛菩萨相应的心，慈悲、喜舍、惜福、包容、灵巧、接受、诚意待人、和平公正，修得心净，则国土净，圆满现世的一生。

佛教扩大了雕塑的领域，而雕塑也展现佛教的内涵，两者相得益彰，为人类宗教、历史、文化、教育等等，留下灿烂的一页。由雕塑作品中，人们欣赏艺术之美，进而激发内心宗教情操，长养善根，佛教由此也继续绵延弘传。

《华严经》云：“心如工画师，能画诸彩色。”以佛陀的教法，一如雕塑般，塑一颗善美的心，凿去无明、习气与烦恼，提升人格品德的涵养，建立一个净化的社会与健康幸福的人生，才是真正雕塑之道。

雕塑的美，不仅在于惊叹它的鬼斧神工或是艺术价值而已，一尊尊佛像、菩萨、罗汉、天人，乃至一幅幅经文浮雕，千余年来，在滚滚流转的世事中，以无声说法；作品透出的沉定庄严，蕴含无限诸佛菩萨的悲心愿力，无形中让每个瞻仰、欣赏的人升华人格，净化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