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两宋佛教书画的概况

唐末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深化，中央宦官专权，地方藩镇割据，李唐王朝在黄巢起义浪潮中坍塌，国家又走向分裂，相继出现了五代十国。直到赵匡胤于960年夺取政权，建立了宋朝，国家才复归统一。两宋三百余年，虽有封建城市及工商业的发展，但内忧外患始终伴随着赵宋王朝。在这样的历史时代，佛教书画已不如魏晋南北朝和唐代，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五代时战争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兵火频仍，社会动荡，加上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二年(955)下诏毁佛寺、禁佛教，废天下佛寺过半，达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之多，各大寺院名人壁画大多被毁，佛教书法损毁也很多。五代兵火佛难对宋代佛教及佛教书画的发展也大有消极影响。五代时西蜀、南唐等地域较为安定，北人南下亦多，佛教及佛教书画相对较为繁盛。

唐末五代到两宋，禅宗极盛，中国大乘佛教至禅宗的彻底中国化而发展至极致。一方面，佛教以新的更简捷易行的方式得到普及和发展，并且以更加内在的方式作用于绘画及书法艺术，即禅悟意趣的渗透。另一方面，禅宗提倡不礼佛、不读经而直指顿悟，不重像教。在中国封建文化大发展的宋代，其统治思想是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儒家新学派—理学，对当时的文艺观起着主要的制约作用，例如强调明道致用，推崇禅理禅趣，使得宋代的佛教书画也讲究简远空灵、幽微清净的境界。宋代强调儒道释三教合流，苏轼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这一社会思想倾向。自然，这种合流倾向也使得佛教难以有单独的突出地位，而宋代对书画抒情达性功能的进一步强调，禅宗重精神追求而轻仪典形式的旨义，都使得佛像、菩萨、变相、写经、书碑等不能有宗教狂热支持的大兴，当然，魏晋南北朝和唐代佛教书画那难以企及的成就，也使得一些后来的艺术家望而却步。因而，唐代以后，本体意义上的佛教书画，即用于敬奉崇祀礼拜讽诵的佛像菩萨写经刻经等渐趋衰落而禅画独兴于五代两宋，延续到元。

不过五代两宋佛教绘画仍有一定的发展，除了寺庙石窟壁画，卷轴形式的佛画也相当流行，盖因当时视绘画为鉴藏观赏对象的风气很盛之故。北宋初，承唐与五代余绪，寺院石窟壁画尚有一定声势，大相国寺壁画为其代表，此项工程有当时一流画家高益、高文进等人参加。这些壁画中世俗化倾向有所增加，与前代佛画相比，佛陀形象趋小，而供养人变大，人间场景部分更为突出。北宋中期以后，壁画式微，佛道绘画渐渐为文人画所压倒。当时绘画名家少有绘制佛教壁画的，与唐时情形几乎完全不同。主要由民间佛教画师画工挑起佛画大梁，所留画迹，北以山西、河南为主，南以浙江为主，其绘画形式渐渐从壁上移载到卷轴上。南宋时虔心从事佛像创制的，差不多也都是民间画师，比如金大受、张思恭、林庭珪等人，声势更不如前。

由王维开创的禅画，在五代两宋时全面发展。自唐末五代初前蜀高僧贯休开始，一个禅僧画派在禅宗大盛的宗教和艺术文化气氛中实际上形成了。五代时的释惠坚、释传古，两宋时的禅僧惠崇、梦休、觉心、梵隆等人均为其中坚人物。不惟僧侣，两宋不少文人士子也信佛参禅，本心顿悟，寄情书画，论画佛像图山水木石乃至论书学，纷纷追求出没太虚、风行水上的与禅相通的境界，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苏轼。或云：宋画尚理，宋书尚意。所指理、意实则也指禅理禅意。

这一时期佛教绘画中某些艺术形象的变化引人注目。其一是罗汉像。罗汉形象原由印度引进，东晋戴逵为中国之首作罗汉像者，继之者有隋代的来华天竺僧跋摩、唐代卢楞伽和前蜀贯休等人，其造型基本上都属天竺模式。五代两宋罗汉图广为流行，王齐翰、李公麟、梁楷等人取中国人形相来画罗汉。至北宋神宗时罗汉像成为当时所供奉佛教图画的代表样式之一，同时也经常成为文人士子观赏鉴玩的图画，成为他们遣兴抒怀的新形式，每每带有禅化的诗味，风靡一时。其二是维摩诘像。由东晋顾恺之开创的按当时士人审美趣味和人体美标准来画维摩居士的方法，至宋代李公麟时更为自觉而纯熟，李氏居士像活脱是一个宋朝有涵养的文士形象。

此外，两宋时期北方的辽、金、西夏和西南的大理等政权各民族相互之间，与中原汉民族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纠纷和交流、融合，在那些少数民族所在地区和所建立政权范围内，佛教及佛教艺术也有一定发展。

五代佛书之书家、书迹都很少，杨凝式之佛书和释贯休之书法是这一时期之代表。

两宋佛教书法贡献最大的是行书体佛书。两宋时期，由于帝王权臣的倡导，和文人化社会风气的形成，书艺亦很普及，尤其是行书十分流行，在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就，冲破唐代定型完备而容易导致僵化的法度，走向更加自觉的抒情达性、个性抒发的阶级。被列入“宋四家”的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以自己的生花妙笔，奠定了宋书的时代风格，实现了行书集大成和书法中兴大业，而后三者均有行、楷及草体佛书见于著录或传至今日，尤以行体佛书更显出时代意义。所谓“宋人书取意”(董其昌《容台集》)有一层意思是宋代书法家重视和强调个人识见、修养在书法中的体现，这在行书、草书中尤见分明。到了南宋，最为流行仍是蔡、苏、黄及米诸家书风，这在当时的佛书中同样有所反映。两宋之楷、隶、草、篆体佛书论数量也不算太少，亦有精品，但总体成就不如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