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古为晋地，东屏太行与河北为邻，西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北倚长城与内蒙古毗连，南与河南接壤，在中华大地位居中路，挺上河沿，蓄势待发。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积淀颇丰，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诚实守信、勤劳朴实，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自古多慷慨悲壮之士。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这两大因素的反复交流与提升中，在这巍巍太行与浩浩黄河间，逐渐汇聚成一个富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氛围：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关公文化、帝王文化、民间工艺文化、建筑文化、晋商文化、戏曲文化、歌舞文化、红色文化等等。

　　近年来，经过不断研究和认知的提高，有学者提出，三晋文化存在四大特色：民族融合、兼容并包、地域差异、黜华尚实。也有学者概括其精华所在：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在与外来文化交流时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和适应性，在受其它地域文化冲击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如山西省境内古人类生息繁衍的文化痕迹就有三百多处，表里河山间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如晋文公励精图治终成霸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及“走西口”和洪洞大槐树等大规模人口迁移；再如汉族先民在三晋大地上先后与戎狄，与匈奴、鲜卑、羯、氐、羌，与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的民族融合。史书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里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同时，山西省境内关隘棋布，岭渡星罗，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大小王朝的起家之地，如北魏皇帝拓跋圭、拓跋宏，大唐皇帝李渊父子，后唐皇帝李存勖，后晋皇帝石敬瑭，后汉皇帝刘知远等都是以其为据点并成就霸业的。明清时期以“富甲中国五百年”“执中国金融之牛耳”“汇通天下”着称、足迹遍布海内外的晋商，以薄利多销、诚信为本、开源节流、精打细算，形成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引领了时代潮流。还有享誉全国的山西文学流派――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经过20世纪大革命的洗礼，进一步成长、繁荣，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文化象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山西地域文化的特色与优势。

　　2003年始，山西省委、省政府开始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如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举办“华夏文明看山西”系列活动以及各种文化节的举办等等，开启了突出文化优势，宣传三晋品牌的新契机。如今，三晋文化不再仅仅是个概念，已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品牌。

　　三晋文化品牌的优势是与时俱进的，集中体现在创新能力、兼容并蓄以及开放的态势。要想继承它，关键是要挖掘出启示新时代的新内涵、新精神、新价值。建设文化强省，是山西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抓住了山西省丰厚历史文化优势的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建设文化强省，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大力开发和利用三晋文化资源以及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多彩的外在表现。山西省蕴藏文化内容的遗迹星罗棋布，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景点贯穿南北。这是珍贵的历史遗产，有重大的人文价值，同时又是稀缺的文化资源，具有巨大的可持续性经济价值。当务之急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开发研究的力度，廓清发展的脉络，探索发展的规律。这就需要从历史、社会、哲学、考古、宗教、民族、民俗、建筑、艺术、文学、企业、开发等方面整合一系列资源，而且需要一定的物力和人力投入。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三晋文化资源的总体风格一致；同时相关资源既各成体系，又相互连结，将纷繁复杂的具有文化蕴涵的事物充分利用起来，做大做强。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有着丰厚的文化根基，即基础文化资源，并不一定就会转化为效益。比如，对晋商的一系列宣传，使晋中的旅游收入大增；五台山与云冈石窟成为忻州和大同的支柱品牌，但这些只是点，未能形成一个辐射地，没有有效地去与周围的地区相挂钩，导致周围的地区被冷落，这样对于前者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还有，对文化产品的内涵挖掘不深，造成只有形而无意的印象，使人感受不到文化的底蕴氛围，隐形的历史文化没有有效地挖掘出来，不能从整体上烘托文化资源的品位。

　　山西省的文物资源堪称全国之最，但分布却很零散，方向太多，缺少拳头品牌。这种资源多而散的特点，并没有很好地整合起来，而是各自为政，且方向太多的结果导致失去重点，并且资源点结构的单一，也使人们除了游览景点外就没有其他的活动可参加。这种缺乏合作精神的状况只能使山西省文物资源如同一盘散沙，小打小闹难成气候。

　　文化资源开发模式在一定地域上是根据资源主体、资源客体与资源中介等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就山西省而言，有学者撰文指出，将山西的文化资源开发模式确立为点、轴式。其中的点，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各级中心城市，形成各自吸引范围的中心，是人口和各种职能集中的地方，是重点发展的对象，并且通过现有基础设施，包括各类交通线路等联系起来的。这一理论非常适用于山西省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是山西省大多数优势文化资源，尤其是精品旅游资源大多集中在山西省中部公路、铁路站线。大同的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普化寺、应县木塔、五台山、晋祠、平遥古城、祁县乔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洪洞大槐树、广圣寺、临汾尧庙、解州的关帝庙、永济的莺莺塔、芮城的永乐宫大都位于重点大中城市之间的交通要道，通过同蒲线和大运公路沿线形成了明显的三个旅游带：晋西南华夏祖基文化旅游带、晋中大院文化旅游带、晋北古建筑佛教旅游带。

　　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对于推动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伴随经济、文化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文化产业将更具有大众性；其次，文化产业将成为一项龙头产业，不仅其本身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全面带动其他各产业的健康发展，起到龙头带动作用；再次，文化产业是一个形象产业，发展旅游可以促进改善环境，塑造良好的形象；再次，文化产业通过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可以提高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实践证明，平遥古城、大同云冈石窟等世界文化遗产品牌的打造已经成为山西省文化产业的龙头。如果在全省范围内再规划更多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中心，建成完备的产业链条，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提炼，将历史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打造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内容产业，让丰厚的历史文化通过影视作品、演艺活动、网络游戏等等形式去很好地传播，并使之成为产生辐射作用的核心动力，增强传统文化产业的文化与科技附加值，让绵长丰厚的三晋文化资源为文化产业服务!

　　如今，各级政府不断改善和优化山西省优势文化品牌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使山西省文化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不断改善，文化产业初具规模。实践证明，建立各种文化产业中心是山西省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发展的有效途径。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是山西省委、省政府经济结构调整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途径。“文化产业是打造文化品牌的基础,文化品牌是文化产业的旗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培育文化品牌,并相应地形成各自的品牌效应,是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必备条件。“探讨文化品牌建设就是要探讨文化产业的发展”，把文化艺术产品的创作规律和市场经济的规律结合起来,实现政策创新、环境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构筑山西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