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是伴随着北魏孝文帝迂都洛阳开凿起来的。此后断续历经400多年的营造，因朝代更替，风云变幻而起落盛衰。其历史发展大略可分为四个时期(阶段)。

　　公元493—534年(北魏太和十七年至永熙三年)为龙门石窟的第一次造像高潮，亦即龙门开窟造像的第一个繁盛期。根据古阳洞(史称石窟寺)“新城县功曹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记”的记载，龙门石窟当启始于公元493年(孙秋生等造像误载为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因脱一“十”字，实应为太和十七年，即公元493年)，从而可知古阳洞是龙门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如此便揭开了龙门造像的序幕。继古阳洞之后，北魏皇室又在龙门展开了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据史书记载：北魏宣武帝(元恪)为其父(孝文帝元宏)母(文昭皇太后)造石窟二所，中尹刘腾又为宣武帝造石窟一所，这三窟即现存之宾阳三洞(当时称灵岩寺)，费时24年，用工802366个，工程之大，耗费之巨，是十分惊人的。尽管如此，也只完成了宾阳中洞，其余二洞因宫廷动乱而中途辍工。这一时期开凿的大、中型洞窟还有：火烧洞、莲花

　　洞、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路洞和药方洞等，以及不可胜数的小龛造像，全部分布于龙门西山的崖壁上，其数量约占龙门整个窟龛的十分之三。

　　公元534—626年(48魏永熙三年至唐武德九年)为龙门石窟的造像低潮时期。北魏末期，龙门造像活动已有下降趋势。东魏、西魏和北齐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割据抗争，开窟造像多是在前代的洞窟中择隙而加开一些小龛像，且数目寥寥，其后虽历经隋和唐代初年，这种趋势仍未改变。

　　公元626—755年(唐武德九年至天宝十四年)为龙门石窟的第二次造像高潮，亦即龙门开窟造像的鼎盛时期。7世纪初，唐朝建立后，中国佛教又呈现出兴盛的景象，龙门造像亦随之活跃起来。特别是到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当时洛阳为东都、神都，高宗和武则天长期居住于此)，龙门造像在规模题材和雕刻技艺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完美的高度。这一时期龙门最富有成就的代表作是奉先寺大型群像的雕造，它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杰出的古典艺术之一。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洞窟，西山有潜溪寺、宾阳北洞、宾阳南洞、敬善寺洞、万佛洞、惠简洞、奉先寺、八作司洞、龙华寺洞、极南洞等；东山有二莲花洞、看经寺、高平郡王洞、千手千眼观音龛、擂鼓台三洞等。造像数量之多竟占整个龙门石窟造像的十分之六，成为当时中国佛教造像最多的石窟。

　　唐代龙门风光秀丽，佛寺林立，其中以龙门十寺(香山寺、奉先寺、宝应寺、干元寺、天竺寺、广化寺、敬善寺、胜善寺、菩提寺、龙华寺)最为着称。这些佛寺虽多已毁废，或尚留有遗迹，但也应是龙门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755—1 127年(唐天宝十四年至北宋靖康二年)为龙门石窟的衰落时期。8世纪中叶，唐王朝发生战乱，洛阳曾被叛军占领，龙门造像也随之由盛转衰。至北宋初期，龙门造像已近尾声，虽有零星的小龛造像，但已是“存其形而失其神”。金元战乱，龙门的造像活动而至绝迹，不唯如此，且遭到一些破坏。明清两代，由于国内外学者对龙门石窟的调查、研究和报道，使龙门石窟闻名中外，成为世界瞩目的东方艺术瑰宝。

　　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龙门石窟的部分石刻艺术品被盗往外国，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蚀，致使龙门石窟受到了一些创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龙门石窟受到了妥善保护，并对国外开放。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关怀下，对龙门石窟正在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文字记录档案。l988—1991年，对龙门石窟进行了编号工作，l99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龙门石窟窟龛编号图册》。l972—1973年，基本完成龙门石窟碑刻题记的拓印收集工作，l995年，完成全部拓片整理工作，199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l976—1998年，龙门石窟窟龛造像的摄影工作基本完成。l986—1998年，对龙门石窟进行了近景摄影测绘工作。1996—1998年，完成了龙门石窟2345个窟龛的文字记录工作，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龙门石窟内容总录》(文字着录)。到目前为止，龙门石窟研究所运用测绘、摄影、拓片和文字记录等考古手段，对龙门石窟窟龛的建档工作已经完成。这些都为龙门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