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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佛教史

发布时间:2012/11/07 佛教知识 标签:佛教知识浏览次数:683

  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着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鬘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陈真谛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着、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佑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带,性多质朴粗犷,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只户和佛图户,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以为先帝荐福。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盛;又因为佛学研究者众多,由此亦促成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土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北本),形成涅槃学,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间的诤论不断,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的法难,佛教的发展因而停滞。

  继法难的产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经的护法运动由此应运而生。统观本期佛教,呈上升趋势,唯各学派的形成,则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础。

  [注释]

  根据唐朝法琳的《辩正论》卷三所载,东晋及南北朝的寺数及僧尼数如下:

  东晋:寺院一千七百余座,僧尼二万四千人。南朝:宋,寺院约二千座,僧尼三万六千人。齐,寺院二千余座,僧尼三万二千余人。梁,寺院二千八百余座,僧尼约八万三千人。陈,寺院一千二百余座,僧尼三万二千人。北朝:元魏,国家大寺四十七座,王公贵族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座,百姓造寺三万余座,总度僧尼二百万人。由此可见南北朝时,寺院僧尼急遽增加的情形。

  道生提倡涅槃佛性学,风行于南朝,“如来常住”、“真实不空”的佛性说,是属“真常妙有”系。另有成实、三论、法华学派的性空学者,大多兼治涅槃,是为“真空妙有”系。在北朝则以楞伽唯心为主的禅宗较为盛行,地论学派亦以真常唯心为本,阐述“三界唯心”,故属真常唯心系。综观南北朝佛教,南朝以真常妙有为主,北朝则以真常唯心为主。

  道猷为道生的弟子,法瑗为慧观的弟子。刘宋文帝欲解道生所主张的顿悟义,于是邀请二师入宫宣讲,受到文帝崇仰。武帝即位后,亦延二师入殿说法。

  慧琳为道渊的弟子,学通内外典,与谢灵运及庐陵王刘义真交往密切。宋文帝时,庐陵王荐之于文帝,时与议论国家政事,故有“黑衣宰相”之称。

  求那跋陀罗(三九四至四六八),中印度人。刘宋元嘉十二年至广州,文帝遣使迎入建康只洹寺,从事译经工作。译有《胜鬘经》、《楞伽经》、《杂阿含经》、《大法鼓经》、《小无量寿经》、《过去现在因果经》等,共计五十二部一三四卷。又师广演大乘教法,世称“摩诃衍”。

  文宣王萧子良是齐武帝的次子。奉佛虔诚,自号“净住子”,所尊崇的高僧有:玄畅、僧柔、法度、僧佑、宝志等多人,故《南齐书》卷四十云:“招致名僧,讲说佛法 ,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事,为江左所未有。”

  梁武帝以前,僧侣尚无素食的规定,武帝决心改制素食,连续写了四篇“断酒肉文” ,又请当代高僧名流论辩,赞成素食者占大多数,由此打开中国僧侣茹素的制度。

  是梁武帝为超荐皇后郗氏所制的慈悲道场忏法。依据《释氏稽古略》卷二载,梁武帝夫人郗氏性酷妒忌,死后化为巨蟒,入后宫通梦于帝,帝乃请僧制慈悲道场忏法行拜忏礼,夫人遂化为天人,在空中谢帝而去。以此忏为梁武帝敕僧所制,故称《梁皇忏》。

  梁武帝所建造的大寺有同泰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

  匈奴人,北凉王沮渠蒙逊的从弟。刘宋元嘉十六年(四三九)入宋,专事译经,所译经书有《观弥勒菩萨上、下生兜率天经》、《禅要秘密治病经》、《八关斋经》等十六部十七卷。

  北印度罽宾国人,为化地部(弥沙塞部)僧。刘宋景平元年(四二三)来华,应琅琊王练及道生等之请,译出《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三十四卷,简称《五分律》。至此,中国所谓的四部广律:《五分律》、《四分律》、《十诵律》及《摩诃僧只律》传译完成。

  西域人。刘宋文帝元嘉元年(四二四)至建业,译有《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等。

  罽宾国人。刘宋文帝元嘉元年来华,八年至建康,文帝礼遇之,敕住只洹寺。译有《菩萨善戒经》、《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优婆塞五戒相经》、《沙弥威仪》等。

  依《涅槃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的佛性思想所形成的学风,在南北朝时盛极一时。据吉藏《大乘玄论》卷三记载,南朝讲“佛性”者有十一家之多,当时义学者流无不讲“佛性”。

  印度人,刘宋元嘉十年至建业。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载,《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是永明六年(四八八)由僧伽跋摩与沙门僧猗共译于竹林寺。该书载僧伽跋摩以香花供养律藏,并遵循以前诸律师的作法,每年在律典上点下一点(表一年),师所点是第九七五点,表示佛灭后已有九七五年,此即所谓“众圣点记”之说。

  毗昙学派,亦即讲究旧译论书的学派,主要教义以说一切有部的教旨为基础,主张法体恒有、三世实有。因以慧数或法数为基本,故又称数家、数论。僧伽跋摩的法孙惠集,于毗昙一部独步当时,每一开讲,听者辄逾千人。又北方的慧嵩,至东魏从智游学毗昙,后至彭城(今徐州)讲学,世称“毗昙孔子”。

  《胜鬘经》为大乘如来藏系经典中代表作之一。主张众生虽被烦恼所缠,然其本性清净无垢,与如来同等,故皆具有如来之性(佛性、如来藏)。因此,即使在生死轮回,也有获得涅槃的可能。《楞伽经》主要宣说世界万有皆由心所造,吾人认识作用的对象不在外界而在内心。此说系结合如来藏思想与唯识阿赖耶识思想,菩提达摩将此经咐嘱慧可,故古来特为禅宗所重。

  西北印度人。曾入建业谒武帝,时值侯景之乱,遂潜行南归,陈时虽辗转游历各地,但仍译经不辍,为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主要译着尚有《转识论》、《大乘唯识论》、《律二十二明了论》、《中边分别论》、《十七地论》等。

  摄论学派,主要理论根据是《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真谛亦因之被尊为摄论宗之祖。依《摄大乘论》,主张无尘唯识之义,兼立九识义,提倡对治阿赖耶识,以证入阿摩罗无垢识。真谛门人慧恺、道尼、僧宗、慧旷等在《摄论》上各有成就。俱舍学派,主要为研究《俱舍论》的学派。真谛除译出《俱舍释论》外,又别作疏十六卷以释之,慧恺、慧净、道岳等,亦相继制疏敷扬。

  三论的研究,自鸠摩罗什师徒之后,因成实之学盛行江南,遂渐衰颓。至齐、梁,高句丽僧朗于摄山栖霞寺、钟山草堂寺弘三论之学。梁武帝仰师德风,敕僧诠、僧怀等十位义学僧赴摄山,从师学三论,后僧诠嗣师之法,大兴其道,门下数百人,以法朗传其法,尤善演布龙树的宗义,因而中兴了三论学,后传至隋朝吉藏,始形成宗派。

  成实学派是以《成实论》为主要思想依据的学派。鸠摩罗什译出此论,并为门人僧睿等讲述,由昙影整理诸品,僧导制成《成实论义疏》,道亮则撰有《成实论疏》。僧导南移江南后,首开南方研习《成实论》之风。尔后,研究弘传此学者甚众,梁代三大法师智藏、僧旻、法云等,皆有撰着。

  《法华》在南北朝多为一般学僧所兼学,故在南北朝一直平稳发展,北朝慧文、慧思得法华三昧,始盛大弘传,后成为天台宗根本经典。

  僧佑(四四五至五一八)为南朝梁代僧,所撰《释迦谱》乃广引大小乘经律,记述释迦族世系的传说、释迦牟尼佛一代的事迹,及其入灭后,至阿育王时佛法的流布,为我国撰述佛传之始。《出三藏记集》则系集录后汉至南朝梁代所译经律论等之缘由、目录及翻译的同异、序跋等,并附译经者的传记,为日后宝唱《名僧传》与慧皎《高僧传》的先驱。此外,僧佑将四至五世纪间,佛教与中国固有思想的论争及其他文书辑为《弘明集》。《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同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

  梁代僧。少投僧佑出家,所撰《名僧传》三十卷,乃集录东汉至齐、梁间高僧硕德四百二十五人的事迹,唯今已散佚。《比丘尼传》凡四卷,收集东晋穆帝升平之初至梁天监十一年(五一一)为止之一百余年间,尼僧六十五人的传记。

  梁代僧,所撰《高僧传》,世称《梁高僧传》,收录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至梁朝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余年间,二百五十七位高僧的传记,加上旁出附见者,实收五百人,为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僧传,所创僧传体例为后世所依。

  法果受北魏太祖之诏,任道人统,统领僧众,对王朝诸般经营的参画亦有显着功勋。《魏书.释老志》第二十记载,师常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又谓:“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其言论直可认作北朝王者与沙门间的关系,进而形成北朝佛教国家性格的传统,此正与南朝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成一强烈对比。

  昙曜,北魏僧。北魏太武帝毁佛时,沙门多被迫还俗,师独坚固道心,持守其身。文成帝即位后,再兴佛教,特诏任师为昭玄都统,管理僧众,师乃奏帝于州镇设僧只户及佛图户之制,以为兴隆佛法之资。所谓“僧只户”是将某一郡的郡户规划为特定户,将所应纳于国库的税收纳入僧曹(管辖寺院之总机关),以备饥馑时供给寺院僧众或贷予贫民之用。“佛图户”,是将重罪犯人或官中的婢奴集中于寺院管理,从事寺院清扫或田地耕作等杂役,同时接受佛法的感化。僧只户与佛图户构成北魏寺院经济的组成部

  昙曜应文成帝之请,于武周山山谷北面石壁开凿窟龛五所,为先祖追善荐福。每窟镌造佛像一尊,皆高六、七十尺,窟高二十余丈,可容三千人。此五窟为今云岗的第十六洞至第二十洞,每一窟的佛像仿皇帝面容所造(是代表从道武帝至文成帝等五代帝王),此为大同云岗石窟的开端,亦是北朝佛教“皇帝即如来”的思想表现。此为政治与佛教结合的特色。尔后凿窟造像的工作继续到唐代,蜿蜒长达十二公里,是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重镇。

  佛陀先于菩提达摩到达魏境。据《续高僧传》卷十六《习禅篇初.佛陀传》记载,佛陀本天竺人,“学务静摄,志在观方”,至北魏后,孝文帝为他“别设禅林,凿石为龛”,国都南迁洛阳后,孝文帝“复设静院”,并“就少室山为之造寺”(此即名闻遐迩的嵩山少林寺),于是“四海习心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佛陀后传慧光,然慧光以律学为主,故弘扬佛陀禅学者,则是再传弟子僧稠。佛陀曾赞叹僧稠是:“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又僧稠曾撰着《止观法》二卷,在北魏先后受到孝明、孝武帝的礼遇。到了北齐,文宣帝高洋主张废除禅学以外的各种义学,为僧稠所阻止,更从师受菩萨戒。上述二例可见北朝帝室对禅学的重视,以及禅学流行之盛。

  达摩是南天竺人,“志存大乘,冥心虚寂,定学高之”。梁武帝普通元年(五二○),师泛海至广州番禺,武帝遣使迎至建业,然与武帝语不相契,遂渡江至北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禅九载。神光慧可慕师之高风,乃断臂求法,师感其精诚,遂授心印,授慧可袈裟及《楞伽经》四卷。

  昙鸾(四七六至?)从菩提流支受得《往生论》,乃专修净土。后住汾州玄中寺,弘阐念佛法门,着有《往生论注》,乃结合世亲《往生论》及龙树《十住毗婆沙论.易行品》的思想,而主张他力及易行的净土专书。另着有《赞阿弥陀佛偈》、《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等,为唐代净土宗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慧光原依止佛陀出家学禅,并与勒那摩提钻研《地论》,为地论宗南道派初祖。后又专治律部,据《续高僧传.慧光传》载:“先是《四分》未广宣,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书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举弘宗,无闻于世。故光之所学,惟据口传。”故慧光“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后代引之,以为义节”。可见慧光是道覆之后,道宣之前弘传《四分律》者,世称“光统律师”。

  北齐慧文禅师因读龙树菩萨《中论》及《大智度论》,而证悟“一心三观”的心要,后以心观传授慧思禅师。慧思将“禅”与“观”融和并重,实践一心三观,于读《法华经》时,悟入法华三昧。禅观行持也是天台宗主要修持法门。

  北天竺人。北魏宣武帝永平初年至洛阳,帝礼之于永宁寺,专事译经。计师在华二十多年间共译《往生论》、《入楞伽经》、《十地经论》等经论三十多部一百多卷,为北朝译经最着的高僧。

  《十地经论》乃世亲为解释《华严经.十地品》所作,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译出。以此经为依据所形成的地论学派,系主张如来藏缘起义。其后慧光承勒那摩提之说,于相州(河南安阳)南部弘法,相州南道派,又称南道,系地论宗的正统,对日后华严宗的成立贡献颇大。

  东晋庾冰所提沙门对帝王应礼敬的问题,导致慧远与桓玄的辩论,进而引申出神灭不灭与因果报应的问题,在南朝成为诤辩的焦点。儒家主张形与神同时消灭,更无后世报应之说,佛教则倡导神不灭论,并主张三世因果报应之说。而佛道二教争论的重点则因道士顾欢着“夷夏论”所引起,道教以为佛教来自夷狄之邦,非夏所应取,于是佛教群起撰着驳反。有关儒、佛、道之间的论难,在资料方面有:《二教论》、《笑道论》、《广弘明集》、《破邪论》、《弘明集》等。

  中国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的四次大法难,为我国历史上帝王迫害佛教最严重的四次史实。在北朝时代发生两次:北魏太武帝,听信司徒崔浩、道士寇谦之的鼓动而压迫佛教。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尽诛长安沙门,破坏一切经典图像。北周武帝,信纳道士张宾与卫元嵩之论,有意废佛,其时,甄鸾、道安、静霭大师等,均为佛教辩护。建德二年(五七三),帝即下令废佛、道二教,毁坏经像,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仅选名德一百二十人安置于通道观。

  末法思想是由佛教的正法、像法、末法三时思想及法灭思想所形成。由于北魏、北周的二次废佛事件,佛弟子们急切意识到末法的来临,为使教法久住,便发挥护法的精神,兴起刻经于石壁的护法运动。北齐时代即有风峪石经、北响堂山石经,隋代有静琬的房山石经、灵裕的宝山石窟等石经。其中,房山石经规模最大。以上都是护法卫教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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