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佛陀的印度——恒河之畔的生死轮回

菩提迦耶是佛陀证悟之地，在佛教徒心目中，地位犹如精神故乡。它是古老印度的今日幻影，它属于全世界的佛子们。

在德里街头，每逢周末总能看到乞丐们成群结队接受布施的场景。行乞在印度并不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生存方式，乞丐们的生活甚至称得上怡然自得。

大菩提塔的外貌不似佛教建筑，反而较为接近印度教塔寺，其原因可能是，在12～14世纪、它最后三次重修期间，印度教元素的大量渗入。

同一条恒河，在外国人眼中，可能仅仅是一桩印度奇景，是肮脏和混乱的最典型示范；但在印度人眼中，她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和包容，人们不远万里来此沐浴，以洗去身上的罪孽。

交通堵塞也是印度大城市的特色之一，交通洪流的组成部分可能包括：小摩托、人力车、马车、自行车、牛、马、流浪狗。

那烂陀源自梵文“莲花(nalam)”。莲花在古印度是知识的象征，因此，那烂陀的意思就是“知识的给予者”。作为一所举世闻名的古代高等学府，那烂陀当时的规模与今日全世界的任何大学相比，都堪称雄奇壮阔，美轮美奂。

想象你在北京包了一辆车，打算去山西大同参观石窟。一宿之后，你发现自己居然醒在沈阳。而那位司机，他坚持自己的路线正确，并且保证目标在望。再过半天，我们发现自己几乎快要去到哈尔滨了。这时司机才勉强停车问路，但他问路的方式是随便截住一个路过的村民，看他晓不晓得云冈石窟怎么走。真妙，那个村民竟就认真地指起路来：“前面十字路口左转，再过三里地看见公交站右转直行……”

我没有夸张，这个假想的例子只是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我们一团人刚到印度头两天的真实情况。回来好几个月了，我仍然清楚记得那个旅行车司机，固执而沉默。每回休息他就一个人走开，独自低头喝茶或者吃饼，偶而抽一根烟。每回开车他都全神贯注，遇到任何一个标识不明的分岔路口都果决转向；尽管每一次转向后来都被证明是错的。由于他的方言口音比较重，车上就算有两位印度本地的法师，也要经过三轮传译，才能有效沟通。那种沟通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沟通，因为他大部分时候都只会简单地回答一两个字，意思是“OK”和“没有问题”。就在这迷途的两天，就在这位司机身上，我学到了印度教给我的第一课：但凡有人和你说“OK”或者“No Problem”，那就表示问题一定要发生，而且可能很严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应该更小心，戒惧，提防任何事任何人？还是干脆认输，听天由命呢？答案要到此行的最后，我才有点模糊的轮廓。

这不是一般的旅行观光，我们是朝圣者。去印度朝圣？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陌生的事，虽说中国可能拥有全球人数最多的佛教徒，但大家对于回到佛教诞生地这事好像都不太感兴趣。如果真要朝圣，为什么不去五台山、普陀山，甚至少林寺呢？就连教科书都会告诉你，佛教源起印度，但也在印度衰落；而中国却把它发扬光大，传布四海。没错，佛教确实大盛于汉地，所以也兴旺到了可以自成一国的地步，旺到了几乎可以忘掉佛教世界其他地方乃至于印度的程度。

在那十几天的旅程里头，我们碰过一家藏人，分别从拉萨和加德满都出发，会合于现处尼泊尔境内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这一家人打算周游圣地90天。我们也碰到了络绎不绝的泰国朝圣团，一来就是几辆大巴，每到一处就留下遗迹上如鳞密布的金箔。从佛陀初转法轮的鹿野苑，到佛陀入灭的拘尸那罗，藏传佛教徒系在树上的风马旗与南传佛教徒贴在石柱上的金箔都是至为显眼的标识。我甚至看见日本日莲宗四处立下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石碑，以及无数操着多国语言的金发香客，唯独极少遇见汉地来的朝圣者。如果有的话，那也多半是台湾佛教徒。如今大陆出国的人绝不算少，为什么我们在全球各大传承各大宗派汇聚的这片北印度土地上却很难看到他们呢？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朝圣”，对佛教徒而言或许根本就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我们知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去罗马、去耶路撒冷，即便不是指定作业，至少也是种普遍被推崇的行动。中古时代，“到圣地去”甚至是发动起整场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口号。至于穆斯林，那就更不用说了，朝觐麦加乃毕生必行的“五功”之一，没有能力走上一趟往往是他们抱憾终身的遗恨。但佛教徒呢？日本有它的高野山，西藏有纳木错湖与冈仁波齐峰，汉人则有九华峨嵋，大家尽管在境内各自修行，从来没听过非得回到菩提迦耶目睹佛陀证道地不可这一说。

所以印度佛教衰亡之后，佛陀一生行止的遗迹也就彻底败坏了，或者成为砖瓦供后来的穆斯林苏丹建造华贵如天堂的城堡，或者埋没沙土年复一年直至荒草遍野。千年中并没有大群比丘如伯利恒的神父那样坚守据点以维持香灯不坠，更没有哪一个帝王忽然跳出来号召大家“去把圣地从异教徒的手中夺回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圣地其实大多是由碎石与传说编撰而成。比如说祇园精舍，佛陀驻锡最久之地，考古学家挖出一片房舍的地基，认为它们全是公元后5、6世纪左右的遗物。热心的信徒们偏能认出哪一间是公元前5世纪时舍利弗尊者的居室，哪一处又是圣弟子们经行的步道。就算是那些看起来颇有年岁的遗址，你也不能不怀疑它们的真确，因为那天我分明看到一群工人搬砖垒石，好像正在建筑另一间“遗址”的样子。

事实上，从今天印度的北方邦到比哈尔邦，这一大块区域上的圣地几乎都是在19世纪末才复活过来的。信众最集中的菩提迦耶有一间粉红色外墙的建筑，是“摩诃菩提协会”的会址，会址大门外有一尊塑像，纪念协会创办人安纳加里卡•法护尊者。正是这位英语流利的斯里兰卡大长老与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的努力，才促成了随后一个世纪的挖掘与复建。藉着摩诃菩提协会的运作，刚刚开始认真看待甚至皈依佛教的西方人秉持一向在考古发现上的热情，与甚为西化的斯里兰卡僧众带着一股正欲摆脱殖民压力重振文化尊严的意志，携手辨识出一座又一座古建筑背后的记忆，重领一块又一块早就易主百代的土地。

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点不敬，但我真觉得如果不是西方人，亚洲佛教徒并不会这么在乎源头圣地；如果没有那一整套现成搬过来的古迹保存观念与朝圣文化的模式，今天这块区域就不会成为全球佛教徒的核心。安纳加里卡•法护长老当年不就曾呼吁佛教徒向西方学习朝圣吗？他正正是用耶路撒冷与麦加的例子来对比亚洲佛教徒的圣地冷漠，颇有点教大家“知耻近乎勇”的意思。而彼时积极响应他的中国人唯有近世振兴汉传佛教的一代大德太虚大师，他非常用心地参与这场两千年来头一遭世界各地佛教徒的集体运动，甚至在中国发起募款，以回馈“故土”。从这个角度看，圣地大陆汉人之稀少，也许只不过是来得比较晚而已，毕竟这是个新鲜事。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太虚大师的感召，50多年前有一位湖南比丘尼果莲法师竟然只身来到拘尸那罗，建起一座“中华双林佛寺”，汉制山门上一块华文横额，在周边的缅甸寺泰国寺之间相当醒目。但老法师往生之后，这座寺院很快就抵不过印度的暴雨和烈阳，碎成废墟，渐为草木收复。

如今住持此地的法师乃越南智顺比丘尼，60岁的人了，却活力充沛，不显老态。她告诉我，当年她奉师命从美国奔来，面对的是每年都能把屋墙泡软、使房顶塌陷的天气，无水无电，就一个人四处筹钱，披荆斩棘，才把这座汉传寺院修整成现在这般舒适宜居(顺便一提，越南佛教也是以汉传为主)。我们去的时候，她还忙着在工地上指挥一座更大的计划，那是寺里头学校的新校舍，专从贫困乡间领来一些家里养不起的孩子，让他们接受佛教教育，剃度沙弥，等到18岁英语电脑全会了，再自行决定是走下去出家抑或还俗。除此之外，她又在镇里头盖了好几座学校，让那些对佛教不感兴趣的家庭也有让小孩念书的机会。至于那群小沙弥，我必须说，他们真是太可爱了。一脸善良，眼神单纯，我忍了好久才终于没摸他们的头：在家众摸出家人的头到底不是太好吧，哪怕他只有六岁。

几个月后，我在官方媒体上读到一则新闻，说是大陆某寺院刚刚在蓝毗尼建了一座宏大的庙宇，乃“海外第一座中华寺”，上头有人专程致贺，全国佛教界则允为盛举云云。

其实，早在14个世纪以前，印度就已经有过“中华寺”了。根据文献记载，那烂陀寺以东50里有汉寺一座，是不少汉人留学生寄居的处所。而在芸芸汉人留学生之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玄奘法师了。重读当年那群僧人的著录，最有趣的是他们那大胆创新的世界观。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意思是中央之国，天下正中唯我而已，其余四方尽皆戎鬼蛮夷。偏偏佛教徒不是这么看，他们先是引入佛教“四大部洲”的说法，把人类住的地方限制在南瞻部洲，再把这南瞻部洲分作十六国，归属“四天子”；而“中国”的皇帝只不过是这四天子之一罢了，并且管的主要是东方那一块，并非中央。广东学者何方耀教授专门研究过这题目，他发现，到了晋唐，许多僧人日益不满所学之芜杂矛盾，怀疑自己读的经翻译有误，于是兴起学梵文西取经之念。在这种心态底下，形成了以印度为“中土”，把中国做“边疆”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