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华严宗

　　自杜顺和尚传华严法界观，又经智严的宣扬，华严宗得以创立。武周时智俨弟子法藏，参与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并在宫内为武则天讲新译《华严经》，撰《金狮子章》，曾得到武后的支持，由此而确定其宗派名称为“华严宗”

　　华严宗的教理认为：多少、大小、时间、本质与现象，都没有什么不同，实则是反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从而否定现实世界的差别，如社会地位的高低、阶级的压迫等，在他们看来都没有什么不同或差别。他们宣扬世界都是假的，只有佛国才是真的，所以宗密《原人论》解释破除心（主观世界）、境（客观世界）的“大乘破相教”后，才能达到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成佛的境界。

　　（4）禅宗

　　宣扬只有把佛性从彼岸拉回到每个人的内心中，方是解脱苦难之妙道。禅宗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教人由依靠佛经转向“顿悟成佛”。不空译《金刚顶瑜伽金刚萨捶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中说：

　　于显教修行者，久久经三大无数劫，然后证成天上菩提，于其中间十进九退，或至七地以所集福德智慧，回向声闻缘觉道果，仍不能证无上菩提。

　　《金刚顶瑜伽金刚萨捶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云：

　　若依毗卢遮那佛自受四身所说，内证自觉智法，及大普贤金刚萨捶他受用身，智则于现生迂逢曼荼罗⑤。阿阇梨③得入曼荼罗，为具足羯摩，以普贤三摩地，引入金刚菩萨入其身中，由加持威神力故，于须臾顷，当证无量三昧耶，无量陀罗尼门，以不思议法……应时集得身中一大阿僧褆劫所集福德智慧……

　　不空上代宗李豫书中说：

　　金刚顶瑜伽法门，是成佛速疾之路，其修行者，必能顿超凡境， 达于彼岸……所译诸大乘经典，皆是上资邦国，息灭灾危，星辰不想，风雨顺叙，仰持佛力，辅成国家。（《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六）

　　有了这样成佛速疾之路，密宗自然会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因而密宗到处建曼拿罗灌顶道场，用五部尊法，四种陀罗尼法，解决人世上的各种苦难，把“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

　　隋唐以来的佛教各宗派，所提出的学说与以前不同。本来进入天国（涅槃世界、弥勒、阿弥陀净土）原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而隋唐时代的这些宗派，都力图把这张支票开得人人可以得到，这对争取群众是十分有利的。这样，统治者为了巩固加强统治，就不能不支持与提倡佛教了。

　　盛唐时代，这些佛教宗派的学说是为了解决以前所不能解决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所谓涅槃世界与净土境界，而拉近了人与天国的距离，将它简化了成佛的过程。这当然是人民所希望的，但事实上佛性越为具体，就越不能掏空物质世界的物质性，人民倒是会利用这接近天国的学说，创作出弥勒下生成佛，真正为人民解除一切苦恼，并对统治者进行反抗。

　　主客观世界破得越彻底，“真如”的世界就越发不能得到。那么，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反过来要究查物质世界的物质性。宋代的张载、王安石就利用禅宗的思想建立起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于是佛教也因之不像以前那样兴盛了。

　　由于佛教各宗派都想运用他们自己创出的学说，向各阶层人物进行宣传，于是就不得不想出更能吸引人的办法。因而石窟艺术，就比过去要复杂得多了，即使是同一题材的经变画，如莫高窟的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弥勒变等壁画，就是具体的实例。

　　盛唐的佛教，无论哪一宗派，总的趋势是大力宣传要想进人佛国，不必等到遥远的将来，也不必到另外的世界去找，它就在当前的世界上，你只要改一下观点，就能进人佛国乐土。一切有情（人为的）、无情（自然人）的灾难，只要崇信佛教，就可以得到解脱。《观世音经》所记观世音菩萨，是可以解脱人们各种灾难的，所以石窟艺术中就大量地造出了观世音菩萨像。东都附近的龙门石窟，甘肃河西的莫高窟、永靖的炳灵寺，四川广元千佛崖等石窟，都有很多盛唐时开凿的石窟和造像。

　　在门阀士族衰落的形势下，地主阶级不再拥有各种部曲，有些手工业逐渐独立起来，有了自己“行”的组织，手工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开凿石窟的艺术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雕塑、绘画艺术，也随之有了提高。从这期的壁画中，可以看到许多新的题材和高度的艺术技巧。造像艺术虽然还赶不上文献所记大雕塑家杨惠之那样的成就，但可以证明，确实是超过了以前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