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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为何成为唐代国教?从唐朝皇帝信仰入手,谈谈佛教盛行的原因

发布时间:2020/02/25 佛教文化(禅者说) 浏览次数:522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魏晋南北朝时,儒学衰落,佛教趁机大肆传教,吸收信众,至唐朝之时,依然成为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儒学实力相当的宗教,众所周知,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唐朝统治者采取了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支持推动作用,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在位期间,由于二人对佛教的推崇和大力弘扬,佛教更是力压道儒两派,成为当时的“国教”。

一、佛教成为“国教”的原因

关于佛教是如何成为“国教”,我们要结合当时的国情国策来看,不能简单粗暴的归功于唐高宗和武则天这两位统治者的大力弘扬,从当时的背景来看,佛教经过了几百年的本土化历程,在中国已经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佛理的日益完善和本土化,使得人们有了心灵的寄托的寄托,就连恃才傲物的文人也不例外,他们折服于佛教义理,对佛教的“国教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1、佛教本土化,拥有大量信众

自佛教传入之日起,佛教就开始了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起初是依附道教、儒教来传播教理,到了南北朝时,儒教衰落,便开始独立传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南朝时佛教之盛行。到了唐朝之时,佛教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拥有大量信众的宗教了,其群众基础雄厚,为在高宗、武后以及武皇时期成为“国教”奠定了基础。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烽烟四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迫切需要一个精神寄托。而从佛教的教义来看,其所倡导的轮回之说、人死后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以及布施等,适应了当时的民众的精神需求,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支遁、慧远等德高望众的高僧主张融佛入儒,更加有助于佛教的传播。

而佛教在传入之初就注重于社会的上层阶级交好,争取他们的支持和信仰。汉桓帝、魏文帝、东吴的孙权以及南北朝的多数皇帝都信佛,好佛事,他们一边出资兴建佛寺,修建佛门石窟,一边支持僧侣的传教,推动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壮大。《梁书·本纪》记载:“丁亥,舆驾躬耕籍田。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梁武帝笃信佛法,舍身四次,可见佛教在南北朝根基之深厚。

在前人的打下的深厚地基上,佛教乘东风一路扶摇而上,积极在中国各地传播和弘扬佛教,吸收了许多信众和僧侣入教,群众基础深厚,以至于在高宗及武皇两朝时期成为唐朝的“国教”

2、皇帝的支持,维护统治所需

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在宗教政策上也不例外,建国皇帝李渊以及他的继任者都对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维护统治,提高自己的出身低微,李渊便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人,故唐朝虽奉行儒释道三教并尊的政策,但是事实上以道教为尊,但是李渊和李世民也看到了佛教所提出的“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等教理经义,可以劝人向善,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加上佛教有意讨好,没有触犯李唐皇室的利益,所以佛教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得到了推广。到了高宗,虽为李唐皇帝,但是高宗更信奉佛教,对佛教很是推崇,至武周时期,武则天为了称帝,打压道教,利用佛教伪造出身,以至于佛教力压儒道两教,成为当时的“国教”。

他们对佛教的的大力推崇表现在他们对名僧大德的尊崇和礼敬,以及在物质方面对佛教的支持。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很尊重取经归来的玄奘法师,还特意修建了翻经院方便玄奘法师翻译经文。玄奘法师旧疾复发时,高宗不仅“谴供奉上医尚药奉御蒋孝璋、针医上官琼专看,所须药皆令内送”。还每日多次派人询问病情。玄奘法师圆寂,高宗哀恸伤感,不仅为此罢朝,还下令为玄奘法师举行国葬

而武则天曾有出家为尼的经历,对佛教经义有一定的了解,甚至曾经难产而祈求佛祖保佑,并许愿孩子将来会皈依三宝,到玄奘法师门下受戒。玄奘法师启奏她必将生一男婴,后武则天果真诞下一男婴,武则天令这男婴拜玄奘为师,玄奘为他取法号为“佛光王”。

至于对佛教的物质支持,高宗曾多次下旨修建佛寺。任太子时曾以“隋无漏寺之故基”为给长孙皇后祈福修造大慈恩寺。到了显庆二年,又因太子李弘病愈而建西明寺。而佛教曾为武则天登基为帝造势,载初元年,洛阳白马寺住持薛怀义、东魏国寺住持法明等九个和尚,编造《大云经》:“是天女者,……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见。”书中说武则天是男身菩萨转世投为女身,理应称帝

长寿二年,天竺僧人菩提流志又译出《宝雨经》。书中也说道:“东方月光天子乘彩云来到佛的面前,佛对他说:我涅架之后,进入第四个五百年,“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武则天利用佛教的教义经理巧妙的解决女子称帝的舆论阻碍,故她登基之后,大量修建佛寺、崇佛抑道以作报答,同时也有力的维护自己的统治。

佛教在唐朝之所以能成为“国教”,与唐代统治者的弘佛措施离不开,以唐高宗和武皇为例,将佛教立为“国教”,是出于巩固统治所需。

3、名僧辈出,推动崇佛风潮

在唐朝,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众多名僧大德也纷纷涌现,最著名的当然就是西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法师,他不仅为我国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文,同时他取经的传奇经历也有人写书刊印,间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德高望重的僧人也纷纷设坛讲经,宣扬佛理,吸纳佛教信徒,推广弘扬佛学。如为武则天译经的菩提流志,南天竺国人,久居中国传教,是洛京长寿寺高僧,“曾游历五天竺, 遍亲讲肆。”,除此之外,还翻译了《宝雨经》、《华严经》等十一部佛教经典,为佛教的弘扬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法藏、神秀、慧能等高僧还建立了自己的佛学教派,如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其中法相宗主张“三性三无性,万法唯识,一切难心”,而华严宗则以“法界缘起”为理论指导,这些不同的教派满足了不同信众的信仰需求,佛教的群众基础也就得到了扩大,是唐代佛教能成为“国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佛教成为“国教”后的影响

唐高宗到武则天时期,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间的过渡期,在这一时期,唐朝的国力在这对传奇夫妻的治理下稳步上升,在这两位至尊对佛教的大力支持下,佛寺在唐朝国土上遍地开花,佛教成为了当时的“国教”,对当时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对内的影响:佛教经济的出现

唐代主要的土地制度是均田制,僧侣按照规定也可以均分到土地,《唐令拾遗》中记载:“诸道士受《老子经》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官二十亩,僧尼受具戒准此。”除此之外,这些田地的最主要来源是皇帝及贵族的赠与,由于僧侣没有后代可以继承,这些土地后来就变成了寺院的土地,寺院在自己耕作之余,也雇佣佃农来耕作,靠此养活了寺院僧侣及周边佃农。与此同时,由于寺院香火鼎盛,人流量多,也促进了以旅店业、车马业、手工作坊、榨油等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市井经济的发展

同时,武则天时期,佛寺还建立了“悲田、治病、施药”用来救济社会,虽然后来经过发展,变成了寺院的盈利机构,在为贵族治病获得赠与的同时,免费为贫苦百姓治疗施药。

佛教经济的出现,减轻了国家负担,同时佛教经济发展到后来还将盈利用来救济百姓,虽然目的是为了传教,但是其中体现的“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2、对外的影响:传播了中国文化

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中心之一,对佛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的僧人陆续前往中国学习佛法,借鉴中国的佛教制度,创立了与中国佛教教派相似的佛教学派,他们在学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唐朝的先进文化,至今朝鲜半岛上的天文学、医学、历法等都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

鉴真东渡日本传教,留居当地十几年,不仅带去了佛教经义,使得佛教开始在日本扎根,并成为日本的一大宗教,同时也带去了唐朝的草药学、以及建筑学和绘画学的知识,鉴真主持的唐招提寺,被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赞为:“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唐招提寺历经千年的多次地震仍不倒,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奇迹,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文物

佛教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伴随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民族文化,在日本、韩国、朝鲜等国的传统文化中印下了深刻的中国烙印

三、总结

综上所述,李唐王朝实施的宽松的宗教政策,使得以佛教为首的宗教发展的如火如荼,是中国历史上宗教发展最好的一个朝代。而李唐皇帝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武则天更是借助佛教的经理教义解决了称帝之途上的障碍,无论是出于种种政治目的,还是本身就信奉佛法也好,佛教都借此机会得到了大力推广。宽松的政策支持和统治者的大力宣教,使得唐代一朝名僧辈出,佛家经典被大量翻译,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些举措,都推动了佛教宣教工作的发展,使得佛教力压儒道两教成为“国教”。

佛教成为“国教”之后,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内佛教经济得到发展,既能自给自足,减轻国家负担,同时又结合佛教布施的传统,救济他人,是佛教文化受到中国儒学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对外则佛教的传播也间接促进了唐朝文化的传播,唐朝万国来朝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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