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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当代价值:信仰者自我完善的指南

发布时间:2014/05/29 佛旅研究 标签:佛教佛旅研究佛旅网信仰者当代价值指南蝉友圈浏览次数:1452

编者按:佛教作为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在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中占有优势,而且对人类社会主体信仰结构的重建,以及推动世界真正的和平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针对当代社会存在的自然、社会、精神诸多现实问题,佛教依正不二的理念、自利利他的品质、自净其意的修法,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倡扬社会风尚,提升人格形象。佛教徒在信仰活动中,具有积极入世的胆略、超越现实的情操、自我批判的气度,将是佛教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本文试从“价值”的视角出发,论述佛教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值得重视的积极作用,谈一些看法,供关心佛教命运的善知识们批评指正。

佛教现代社会价值的实现,关键还在于信仰者能够清醒地看待世界看待自己,通过自我完善,来很好地发挥作用。

要具有积极入世的胆略

我们每个人都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即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内心世界是用艺术、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信仰表达精神目标的世界。外部世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技术、手段等综合表达物质目标的世界。无论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信仰等内心世界有什么不同,我们都要面对共同生活的物质世界。当然,佛教所讲的“世间”,不是单指所谓的“物质世界”,而是当前的两种世界综合构成的“现实世界”,面对的是个体和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佛教的“出世间”,不是离开这个世界到一个缥缈的空间去,即“人间净土”。不完美的世间转化成美满的世间,就是佛教所谓的“净土”。因此,佛教立足在当前的世间改造与转化上。因此,佛教徒的理想着眼于积极的入世修行上。而佛教寺院中住持正法的僧众是佛教实现入世修行的领路人。

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佛教远避山林,或者身居闹市而闭关自守,基本上处于现实社会的边缘。而且,佛教信仰活动也基本上是为了送死度鬼的仪式,缺乏济世度人的活力,生命力大致趋于萎缩状态。这除了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钳制原因之外,佛教缺乏顺导世俗的胆略,应该是重要的内因。

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中心,是信仰理念展现和发挥的枢纽,是修行实践和社会教化的基地,是反映佛教面貌的一面镜子,是了解佛教精神的一个窗口,是佛教荣辱兴衰的一种象征。因此,寺院的社会价值不应仅仅只在于其艺术形式的多么壮美,而主要在于其精神内涵的更加崇高,在于其价值取向的积极意义。所以,寺院不但是佛教活动的物质载体,而且更是佛教信仰的精神实体,其信仰建设才是根本。

寺院主要由出家僧众住持,因此,信仰建设首先应从出家僧众开始。更重要的,他们是在家信众的领路人,是在家信众的精神导师,是在家信众的人格楷模。对一般信仰者来说,佛、法、僧三宝中,佛宝是基础,法宝是中心,僧宝是关键。僧宝是众生最亲近的佛法住持者,其一举一动都具有示范性,其人格形象是效仿的榜样,是衡量佛法品位的依据。称赞僧人是“绍隆佛种,续佛慧命”的珍宝,其言不虚。综观佛教兴衰的历史,僧宝能够弘扬正法,尽职尽责,佛法则兴;相反,如果他们消极避世、妄行邪见,或者醉心名利、混同世俗,或者欺诳信众、胡作非为,把寺院作为自己苟活偷安、躲避责任的场所,抑或发家致富、营私盗名的工具,那么,佛教必衰。僧宝应以成佛作祖为追求,应以导世化俗为旨归。《大方广佛报恩经》云:“佛以法为师,法是佛之母,佛以法为住。”成佛作祖,必须是正法的体现,必须首先以正法为依归。也就是说,寺院信仰建设的根本就是僧宝正法理念的确立,这是信仰活动的前提,也是佛教发挥积极作用的保证。

正法理念的确立,特指寺院信仰活动要突出体现佛教信仰的主体精神,反映出佛教积极的精神风尚。佛教的产生、发展、变化,都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密切相关,都是在不断地调整、适应其生存环境,因而,其中存在一些有违于佛法根本精神的现象,诸如具有封建迷信特点的民俗习惯,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它终究不是应该弘扬和发展下去的,而是要逐渐淡化并最终抛弃的,至少不应该成为寺院信仰活动的主要内容,更不能成为寺院和某些人赖以生存或攫取钱财的手段。长此以往,不仅有损于佛教的形象,而且会根本动摇佛教在社会上的存在。正法理念的实践者首先就是僧宝,通过他们的切实教化和影响,在广大信徒中发扬光大。身体力行而切合正法,发挥积极的利世度人的菩萨心行,从而树立起崇高的人格形象,这应是广大佛教信徒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和理想信念。这正是大乘佛教的精神特征。如果我们实事求是,敢于正确地对待佛教自身存在的历史教训与现实缺陷,就不难发现佛教在信仰活动中所存在的明显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重形式,轻实质,修行标准错位。作为一种宗教自有其相应的形式,诸如特殊的衣食习惯、活动方式等,体现出它的信仰理念与宗教特性,是构成宗教之所以是宗教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某一种宗教的礼仪形式大多与其产生、传播、发展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民族风俗、社会制度等自然的、人文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即是因缘合和而成的;因此,它也是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符合佛教缘起论的道理。就外在形式与所体现的信仰理念来说,应该是遵循“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道理。随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实质。形式与实质有机的结合起来,能体现出一位佛教徒的修行风采。修行的实质应该是佛教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行和利世度人的崇高智慧。历史上的“三武灭法”,尽管原因复杂,而僧徒的行为不轨是灭法的最有力借口。现在社会上假冒僧人招摇撞骗,也不能不说是佛门这种价值评判标准错位所带来的“副产品”,致使社会一般民众分不清什么才是佛教僧众的本色。

2、重传统,轻创新,弘法方式落后。佛教基于“三法印”所揭示的规律,主张佛法不离世间法,要随顺变化了的世间万象,契理契机。能够根据机缘而方便善巧,是佛教得以长期生p下来的一个关键,“方便善巧”是佛教弘法方式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突出特点。现在讲弘扬优秀的传统,并不是要拘泥于传统的形式,而是要运用大家喜闻乐见的、适用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文明的、积极有效的方式来展现、弘扬、推动佛教正法,化世导俗,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服务,为社会的和平安定出力。在佛教历史上,正是因为佛教信仰活动方式具有先进性特点,才使佛教的影响具有社会的广泛性、深刻性、深远性。中国佛教禅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派,就在于它敢于不断改进以往缺乏生气而循规蹈矩的宗派流弊,创造了鲜活生动、简洁明了、形神兼备的修行理念和弘法方式。禅宗中的“五家七宗”,并不是分庭抗礼的世俗帮派,而是反映了当时的大德高僧们不断探索、革新、完善的精神与勇气。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佛教的弘法活动中还有不少人不敢革除显然不适应时代的旧习陋俗,甚至对一些显然是封建迷信方式还津津乐道。这种抱残守缺的心行,窒息了佛教的生机与活力,毁辱了佛教的精神与形象。

3、重来世,轻今生,信仰追求颠倒。这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以及印顺法师改称“人间佛教”而成为当前中国佛教界始终坚持的准则,目的就是要突出佛教的入世本怀。可惜,目前中国佛教活动中仍然普遍存在着“鬼的佛教”、“死的佛教”现象,还有“神道设教的迷信”!佛教寺院是弘扬正法的中心,僧众的活动特点直接决定着全体佛教信徒的信仰倾向和活动性质。遗憾的是,不少寺院一年到头不向信徒宣讲佛法,只是忙于赶经忏超度亡魂,佛教寺院成了“神鬼的联合国”,把原本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佛菩萨变成了迷信的偶像,将鲜活的佛法和崇高的追求贬低为“神鬼的陪葬品”。我们不反对寺院适当地举办受民众欢迎的传统活动,但是,决不能变相鼓励信徒本末倒置,只考虑来世转生的事,而不考虑或者轻视对现实人生的改造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轮回学说,其根本目的在于教育人们重视现实的彻底改造,鼓励人们勇敢地除恶兴善,积极地完善社会人生。提倡“人间净土”,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等正法精神,就是为了确立佛教信仰追求的价值理念。可以说,以上所指出的几点问题是未来中国佛教必须认真对待的,不能回避的大问题。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怪了。这些都是佛教入世的巨大障碍,是实现“人间佛教”理想的关隘。当然,复杂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心理的诸多因素,使我们必须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

目前当务之急,起码应该抓好两点:(1)加强佛教徒特别是寺院僧众的信仰建设。(2)建立好服务社会的有效机制。

要具有超越现实的情操

人不仅有物质和功利的追求,还有精神和价值的追求。因为人不仅有生理、安全等基本需要,还有认知、审美、自我实现等高级的心理需要。人正是在对其存在价值的追求和自身超越中,才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人类只把自己看成生物性的劳动者消费者,把生产消费量、个人财富量作为最高的行动目标,从而撇开了人性的最高追求,就把自身物化和形式化,这正是全球问题产生的重要精神根源。因此,找回人类失落的超越本性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也是时代的要求。

“超越”精神是佛教最显著的特点。超越包括对“外在追求”与“内在追求”的双重超越,是要打破一切形式的、执著的、分别的束缚,达到一种真如自然的境界。所以,一般认为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特质的禅宗就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所追求的是瞬间永恒的涅槃境界,超越‘自我’而成‘佛’”。这是佛教出世清净的品格。佛教的超越精神不只是对个人安身立命的生存意识的超越,对人类现有生存方式的超越,更重要的是对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方式的超越。它不是以心灵安宁和以创造性思维为满足的有限超越,是以觉悟大千世界本真而驰骋于各种对立之中,更重视自心认同、人性陶冶和道德淳化的无限超越。这种超越决不是为了脱离现实社会生活,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尘”之姿,只是对佛教超越精神的曲解、歧变,那种清心寡欲的“修行”之态,算是在超越精神的激励之下的处世态度。可见,超越的宗教品格来自于对信仰价值趋向的恰当定位,在现代社会就是应当突出佛教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地位。

终极关怀是佛教超越精神的核心内容。终极关怀是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特质,是宗教发挥持久魅力的根本所在,是宗教信仰的精神内核。著名学者王雷泉先生认为,宗教不解决任何人生、社会的实用问题,宗教是解决人生终极问题的。人兼具动物性、社会性和超越性,可以下堕为畜生,也可以提升为圣贤,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自然、社会层面,使相对、有限、有缺陷的存在趋向绝对、永恒、完美。对社会来讲,宗教提供了一种宣泄和解毒机制,从而维护着社会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所以,宗教不仅是个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公园。宗教的超越性给人生和社会提供了终极的价值标准,无用之用才是大用。所言极是!

生命何去何从,生存的理想形态和生命的最终价值是什么,时时萦绕着人们的心灵。这实际上是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问题。不错,从历史的角度看,“神”与“圣”等是宗教或神学的语言,古代社会那种对生命神圣性的体验曾经采取过宗教体验的形式,关于人生、生命的价值等问题的解答和理论建构,也确实表现出更多的神秘化或者迷信的特点。由于理性、科学时代的冲击,宗教的神秘性逐渐被淡化。在西方,人们曾经在人本主义思潮和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似乎现实功利主义就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需求。事实却相反,即使在东方社会里,由于极端的“理性主义”追求,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日益发达的背景下,却不断地出现信仰危机与人生迷茫,在感官刺激不断满足的时候,带来了严重的精神空虚。也就是说,人类没有了信仰的支撑,反而日益失去了尊严和幸福。

正如弗罗姆在《为自己的人》中所说的一样:“过去反对信仰,是为了解脱精神枷锁,是反对非理性的东西;它表现了人对理性的信仰,表达了人根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则表现了人的极度混乱和绝望。”缺乏对生命和自身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与体验,没有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从“什么都不信”到“什么都信”,从绝对的自我(自私自利)到自我的最终消失(丧失人格),“下堕为畜生”,乃至精神迷乱。这2经是当代社会的通病了。

未来社会,特别是在现代化发达的都市里,人类的生活方式将越来越信息化、自动化,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将给人充裕的闲暇和空间。但是,其结果是人类越来越生活在“虚拟”的人造世界里。随着空间距离的“贴近”,活生生的心灵将被“机械化”,精神空间却要“壅塞”。这样,人将在人造的世界里被奴役或异化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人在自己制造的幻觉里“孤独的狂欢”!因此,人类需要重新构筑精神家园来确立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所谓精神家园,是精神和心灵始终离不开的依托,是超越物质层面上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追求的目标和人生努力的方向,失去了它就使人生漂泊无住、迷失沉沦。在宗教,它就是终极目标、终极关怀。终极目标是社会群体伦理生活的根,它赋予生活方式、理想追求的价值意义,使社会道德行为成为个人自发的、主动的、神圣的、持久的、美好的、无限的,而且让道德行为者超越世俗、超脱人生。

佛教从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现状考察开始,探究并引导人们去直接体验、彻悟人生万象的实质,然后树立涅槃寂静与大乘般若的终极理想,来印证生命的最高价值。为众生构筑美好的精神家园,赋予最高的价值理念,是佛教信仰的根本。

要具有自我批判的气度

中国佛教在超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流传,“中国传统”赋予了现代中国佛教难以改变的基因,决定着中国佛教的性格和走向,使中国佛教具有恒久的生命力;但也阻碍着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和广泛弘扬。明清以来佛教传统模式积弊甚多,诸如教理、教制存在有保守性、封建性,将佛教的出世情怀演变成为“超度死人”,不思进取,而又浅薄媚俗。在近现代佛教中出现了维护传统、反传统、抛弃传统、圆融传统与改革的倾向,这都是自我批判精神的反映。

佛教就是在对现实社会生存状态以及信仰缺陷进行理性的批判中诞生的。而且,佛教又在对自身信仰理念与活动方式不断的批判和校正中完善的。批判不是对信仰的背叛,而是在信仰基础之上的一种“良性运转”。它往往是基于对现实信仰理念和活动中出现的不良现象,产生困惑、忧患,而后在排除幻灭意识等悲观情绪之后的一种负责精神。批判精神源于对信仰的“忧患意识”。“凡信仰者都可能有困惑,但只有对自己的信仰时时处处都清醒地意识并自觉地调控的信仰者,才可能产生忧患。因此,忧患是信仰者的优秀品质……忧患意识不等于普通心理学所讲的忧患情绪,它更多地不是像处于困惑状态时的迷茫,而是一种力求解脱迷茫因而富有批判性、建构性和探寻性的进攻意识。……因此,忧患意识所表达的希求,充分地显示着信仰主体对过去和现存的不合理方面的谴责和批判,以及对未来应当如何合理地设计和建构。一言以蔽之,忧患意识是人的主体性之使然,也是人之主体性的突出而积极的表现形式。”自我批判精神是对信仰的深切关怀!

在现代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地区其佛教信仰的形态,越来越对佛教整体的信仰趋向影响深远。正因此,所存在的弊端也就日益突出。本人根据实际的调查结论,认为当前存在的不良现象主要有三点:(1)媚俗与庸俗化问题。是指在弘法活动中不是“化俗”而是“俗化”,迎合世俗的不健康行为。(2)浮躁与贵族化问题。是指个人修行中不是提高精神品位而是追求物欲的满足。(3)冷漠与势利化问题。是指缺乏教化热情而追名逐利的品行。这严重玷污了佛教的整体形象,为佛教被人轻贱埋下了祸。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某些人随意曲解佛教关于“神通”等需要实证的理念,误导世人。这是容易被邪教盗用歪曲的一种资材。作为正法信仰者,理应匡正,并且敢于对类似的进行贴切的现代诠释。这是批判精神的一个要求。一切宗教都或多或少有用逻辑无法彻底说明的神秘性要素,而且,具有哲学所没有的宗教特质。这些要素和特质,有时会唤起超越理性的愿望和冲动,产生良好的效果,但有时也会带来悲惨的结果。宗教有神秘性,这是必然的,但过分强调它,就会使宗教与现实相脱离;过于淡化它,对于一切都作理性的说明,宗教也会丧失殆尽。对那些超经验的东西,不应该受到不适当的夸大,而应该尽可能地运用理性的精神,对它在经验世界的投影进行斟酌。就现在人生伦理、道德意识来讲,不应该被死后的恐怖所支配,而应该注重培养和维护作为现代人所拥有的理想和目标的意识。在如何正确深刻把握人的生命世界的意义上,教义内容的深浅雅俗,确实非常重要。缺乏普遍性,或无法与现在的知识争高下的教义,就是粗俗浅薄的;那些能够唤起广大民众的同感的教义,才是高尚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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