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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山居士

发布时间:2010/06/22 佛史人物 标签:邬坚巴.仁钦华浏览次数:1549

杨仁山居士(公元1837~1911年)

一、诞生

在清季宣统末年中秋节过后的第二天,南京城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内,客厅中有许多人在开会。他们都是南京佛学研究会和金陵刻经处的人员,开会的目的,是要选出一位新会长。老会长卧病在床,病情日重,所以授意他们选出一位新会长来。其次,就是老会长如果一旦不讳,如何维持金陵刻经处的存在,并使刻经事业延续不辍。

下午五点钟,会议尚在进行的时候,内宅传出了消息,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佛学研究会的老会长、一代佛学大师杨仁山文会老居士,已经安详往生了。这是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七日,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杨仁山享年七十五岁。

两天之后(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末几中华民国诞生,由秦始皇以后历时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专制政体终告结束。

二、童年与婚姻

杨仁山,名文会,仁山其字,安徽池州石埭人。石埭,后来改为石台县。他于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中。

文会的父亲朴庵公,于道光十七年文会出生之前,乡试中了举人,接着又添了儿子——在五个女儿之后的第一个儿子,可算是双喜临门。更可喜的是,在生儿子的第二年——道光十八年戊戌,朴庵公上京会试,殿试中了进士,这可是喜上加喜了。中了进士,授职京官部曹,一家人迁到北京居住,所以仁山自幼是在北京长大的。

文会三岁时,他的父母就为他订了亲,对方是石埭乡间苏姓人家的女孩,大仁山六岁。那时民间习俗,男孩订亲,女方总要大几岁,一来可以照管丈夫,二来可以为家庭增加人手。习俗如此,并非杨家一家为然。

数年之后,文会已八、九岁了,石埭乡间苏家寄来书信,告以苏女因出天花,面上落疤损了容颜。苏父在信中说∶「我女已残废,汝家可另婚娶。」

这时,文会的母亲孙太夫人,就以此事征求儿子的意见,不意文会却说∶「订婚在前,出天花在后,不应改变婚约。再者,在人道上,残废人我若不要,则以后她将嫁何人?」

既然儿子这么说,婚事就定下来了。

文会十一岁时,朴庵公带他去见曾国藩——朴庵公与曾公是戊戌科同年,颇有交谊。文会在曾公面前应对快捷,有问必答。曾公奇之,对朴庵公说∶「此子天资聪颖,可及早安排他去应试。」

朴庵公尚未回答,文会却接口说∶「我何必在异族人手上去取功名。」

朴庵公闻言大惊失色,曾公则微笑不语。

临别时,曾公说∶「此子将来必有大用。」

这以后,不论朴庵公夫妇如何劝说,文会终生不曾下过考场。〈杨仁山居士事略〉称∶

居士童时,示现游戏,条理秩然。九岁南归,十岁受读,甚颖悟。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唐宋诗词,时一浏览,间与知交结社赋诗为乐。性任侠,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刺之术。

这就是文会青少年时期的缩影。

文会十六岁那一年,父母为他在家乡完婚。新妇进门之后,夫妇和睦相处,文会并没有因妻子面丑而不满,而苏夫人也确是治家能手,把家务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她和所有的能干女人一样,性情刚烈,脾气很大。她绝不因自己貌陋而有所自卑,她处理事情果决明快,就是不大迁就别人。

朴庵公夫妇总觉得儿子受了委曲,朴庵公劝儿子可另行纳妾,孙太夫人劝儿子要振夫纲,莫要事事顺从妻子。文会对他的父母说∶「我的妻子本来丑陋,别人已经看她不顺眼了,我若不敬她爱她,说不定别人就要欺侮她了。至于说纳妾,我的妻子只要能够孝顺父母,料理家务,生男育女,这也就够了。要说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须由我自己选择,两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爱才行。如果只在容貌上计较,那不是娶妻,那是玩弄女人。」

朴庵公夫妇被儿子说得哑口无言,此事只得作罢。

三、促成学佛的一段情缘

就在文会完婚的前两年——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事,九月占据了蒙山县,定国号曰「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二年,由广西进入湖南,在岳州得到清初吴三桂起兵时留下的大批军械,太平军顺流而东,下汉阳、武昌、继续东下,破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攻下了南京。

这时,受了战争的影响,文会一家十多口也开始转徙避乱的生活。他们一家人由安徽而江西,而江苏,而浙江,最后在杭州安居下来。

大约在咸丰八年,文会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到曾国藩的军中去效力过一段时间。赵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一文中,有如下的叙述∶

曾国藩邀祖父去办军务,屡次很得奇功。一夜,祖父到曾处谈时事,说到满清之腐败,祖父提议说我们何必自相残杀,为异族牺牲?曾公微笑不答。第二天,对祖父说∶汝父年已老,并且后方军需也非常重要,现派汝去办理一切军需,可是你不能置我于危险地位,切记!切记!祖父明白他的用意,当时就回到杭州。

文会回到杭州,大约是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杨家在杭州是逃难性质,租赁的住宅并不宽大。后来,杨家隔壁迁来了一家邻居。这家邻居的住宅,前面与杨家隔壁,两家各有门户,而后面院子却无墙可隔,和杨家共一个院子。这家邻居,也是外地迁来避难的,只有姑嫂两人带一个小孩。即与杨家是共院的邻居,难免和杨家妇女有往来。有时和杨老太太闲话家常,有时向杨家借点零星东西。两家只有文会一个人是年轻力壮的男人,遇有什么重工作,杨老太太就会找文会为邻居帮忙。就这样,天长日久,文会和邻家那位姑娘牵引出一段情缘。

邻家那位姑娘不但知书识字,还会作诗填词。她每天除了看护侄子外,就是读书吟诗。人也落落大方,不躲避男子。文会和那姑娘接触多了,才发现她不仅粗通文字,而是一个极有成就的才女。

文会在十几岁时就曾说过∶「要说娶妻真能情投意合,就必须由我自己选择,两人各方面都要相合相爱才行。」现在果然被他选择到了。他爱慕那位姑娘,那位姑娘也爱慕他。两人情苗渐长,爱意日深,周围的人自然也感觉得出来。那位嫂嫂示意小姑,可以做文会的「并妻」。

文会以此事和父母商议,朴庵公十分赞成,杨老太太却说∶「迟迟再说。」原来她的儿媳——文会的苏夫人此时有孕在身,杨老太太说迟迟再说,意思是等儿媳生产,若是男孩,文会就不必再娶;若是女孩,文会再娶,儿媳也就无所抱怨了。就这样,这件是就搁置了下来。

不意苏夫人十月怀胎期满,一举得男。这一来,杨老太太站在儿媳这一边说话了∶「妻已生子,无娶并妻之礼,若娶妾则可。」当然,这也是苏夫人要说的话。

问题是,那个姑娘也是出身书香人家,哥哥在外省做官,断无为人做妾媵之理。即使她愿意,文会也断不会让他心爱之人受此委曲。

在宗法社会中,妻与妾之间,差别极大。《白虎通》谓∶「妻者,齐也。」妻与夫站在平等地位,而妾媵只比丫头的身分高一点,是要受大妻管束的。「并妻」则不同,并妻俗称「两头大」,彼此地位平等,不得互相侵犯。文会既然敬慕那位姑娘,断无委曲她做妾之理。因此,断然的对母亲说∶「宁可不娶,也不能以此女为妾。」

赵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一文中说∶「由于双方固执不让,婚事之议遂未成功。」

想象中,这是一场极大的家庭风波。苏夫人才干出众而个性倔强,文会则果断而又执拗。朴庵公和杨老太太也意见分岐——朴庵公支持儿子,老太太维护媳妇,两老之间也难免不有所争执。这件风波的结果,文会和那姑娘的婚事自然是不了了之,而他和苏夫人之间,也难免不以此而拉远了夫妇的距离。

至于那位邻家姑娘呢?想象中自然也是十分伤心。但她是否由此不再和文会见面,还是迁居他处,甚而终身不嫁,黄卷青灯,以了馀年,原始资料中没有说明,于此也就不敢妄加推测了。

文会心中以后是否还有那位姑娘呢?〈我的祖父〉一文说∶

「经此一次打击,祖父更觉世事无聊,就终日在西湖边散步。一日,在湖边书店里发现一本《大乘起信论》。···忽悟当中要旨,顿觉爱情家事国事都不愿过问了。」

赵文在「都不愿过问了」一语下面,打了个括号,注释说∶「或不尽然。盖以后孙媳妇中,据祖父说三嫂最像该女,而对三嫂宠爱胜过别人。可见一个人情恨斩断不是容易的事。」

杨仁山居士早期的传记资料,有《杨仁山居士遗书》中的〈杨仁山居士事略〉、沈曾植撰〈杨居士塔铭〉、张尔田撰〈杨仁山居士别传〉、欧阳渐撰〈杨仁山居士传〉等,都不曾提到上面这一段「情缘」,也许是「为贤者讳」。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如果没有这一段情缘,或这段情缘有了圆满的结果,也许就没有以后的佛学大师杨仁山居士了。

四、由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处

文会遭此打击,一时万念皆灰,更感到世事无聊。他丢开公事家事,终日到西湖边上,徘徊遣愁。

一日,他在西湖边漫步,在书肆中发现了一本《大乘起信论》,当即买下,置之案头,家居无聊,读别的书俱不惬意,拿起《起信论》来读,不觉间不能释手,一遍又一遍的反复阅读。读了若干遍之后,忽然悟得论中奥旨,顿觉国事家事、爱情事业都是过眼云烟。由此开始,他到处去求购佛经,埋首阅读,他竟在佛经中,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处。

另有一说,谓∶「先是有不知谁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刚经》一卷,怀归展读,猝难获解,觉甚微妙,什袭藏去+丌。嗣于皖省书肆中得《大乘起信论》一卷···。」

关于这一点,赵杨步伟在〈我的祖父〉一文中特别辨明∶

一日,在湖边书店里发现一本《大乘起信论》,(一说在安庆购得,乃误,在安庆购得者乃《金刚经》)买回阅读,日夜不离手,忽悟当中要旨,顿觉爱情家事国事都不愿过问了。

文会自从读了《起信论》后,就开始到各书肆、寺院中去求购佛经。遇到亲朋往他省者,就托人家在外省找。遇到行脚僧,就询问人家来自何处寺院,寺院中有没有佛经。他「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朴庵公和杨老太太见儿子对佛经着了迷,心中忧愁,但又无可奈何;而文会的苏夫人,是个刚烈倔强的女性,她对丈夫这般行径,只有一声不响,保持缄默,希望由时间来冲淡那一段家庭风波。

转眼到了同治元年,文会二十六岁。洪杨的太平军自道光三十年起兵,到现在进入第十三年,已成了强弩之末。是年,曾国荃大破太平军,光复芜湖,进围南京。安徽全省秩序渐渐安定下来,杨家一家人就迁回安徽省会安庆居住。文会到了安庆,仍是埋头在佛经中,不过问世事。

同治二年夏天,衰迈的朴庵公病倒了,并且病情日益沉重。杨老太太眼见老伴卧病,而儿子镇日里念佛求道,不问世事,不由得心中忧急,忍不住责问儿子∶

「你父卧病在床,一天比一天加重。我和奶媳妇是妇道人家,你的孩子还小,似你这样丢下家务不管,整日里念经求道,我们这一家老小,将来可有何依靠?」

文会回答他母亲说∶「我现在落身世界中,必尽我的天职,虽不求奢望,总能家人温饱。我并非落发为僧,不过是研究佛经,将来能广大流传,就是我的愿心了。」

由夏入秋,天气;凉,朴庵公的病并未好转,终至撒手西归。一家人按照礼俗举哀尽孝,做完七七,已届寒冬。开春之后,文会全家把朴庵公的灵柩运回石埭,择吉安葬。事毕回到安庆,赶上时疫流行,文会感染了时疫。病愈之后,适曾公国藩檄委他任米谷局事,他为了负担家计,不得不出山任事。

同治三年,曾国荃攻克南京,忠王李秀成被擒,太平天国灭亡。来年,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当时南京城残破不全,遂委文会「董江宁工程之役」。这样,文会一家人由安庆迁居南京。

文会自咸丰末年开始学佛,四、五年来,只是个人摸索,没有善知识可资请教,没有志同道合朋友共同研究,甚至于找一本佛经都十分困难。要问江南文物荟萃之地,何以佛经如此难找?原来洪秀全起兵,是以「上帝教」为号召。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军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强迫信奉上帝教,不得信他教,拜他神。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曾说∶

嗣是所过之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

太平天国之乱,前后十五年,太平军所过之处,寺院经像,荡然无存。这就是杨仁山学佛的那个时代,佛经难求的原因。及至他主持江宁工程局期间,局中有一位同事王梅叔先生,于佛学颇有研究。二人一见如故,彼此切磋佛学。由王梅叔的介绍,又认识了邵阳魏刚己、武进刘开生、岭南张浦斋、长沙曹镜初等人,都是有志学佛的人。他们不时聚会互相讨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才能普济众生。这时江南佛教文物经典毁于兵燹,如能刻印佛经,广为流传,实是弘扬正法、续佛慧命的不二法门。于此,文会的学佛,又进入一新的境界。

五、四十馀年刻经弘法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文会在南京约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经费,创办「金陵刻经处」。选觅善本、刻印经书,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第一部经书,是魏默深辑的「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及《妙法莲华经·普贤行愿品》的合刊本。

魏默深名源,默深其子,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生,早于杨仁山四十三岁,他和龚自珍是同一时代的人。默深少有才名,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屡试不第,三十四岁时从杭州禅宗学者钱东圃学释典,潜心禅理。五十二岁中进士,数任县令,六十岁致仕,专修净土,自署名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他手录「净土四经」,交其好友周贻朴刊布流通。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在杭州僧舍坐化,享年六十四岁,金陵刻经处首刊的「净土四经」,就是魏默深手录,周贻朴刊印的版本。

金陵刻经处自同治五年创立,至宣统三年文会逝世,四十馀年间,刻印了经典两千馀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馀卷,佛像十馀万帧,详见本文附录「金陵刻经处创办始末」,此处不赘。

文会于同治十二年,辞去江宁工程局的职务,同时也辞谢了李鸿章函聘他到北方办工程的差事(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驻节天津)而「屏绝世事,家居读书」。在家中「参考造像量度,及净土诸经,静坐观想,审定章法。」延请高明画家,在他的监督指导下,绘成了一幅「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悬在家中供奉观想。

同治十三年甲戌,苹身泛舟游历苏浙各地梵刹,并便中访求各寺院古旧的经书,供刻经处刻版刊印。闻得洞庭湖西山有古刹,猜想也许会有古本经书,于是泛舟到西山,而「搜求殆遍,迄无所得」,并且在外日久,旅费用完了,几至不能回家。

这时仍有老母在堂,而儿女相继出世,多年办差事廉俸所入,;半用于刻经。为了家计,于光绪元年应聘到汉口主持盐局工程-他多年办工程,成了工程专家。他所经办的工程,坚固省费,非他人所能及。甚至后来他的长子杨自新也办工程,南京狮子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就是杨自新督造的。

光绪二年,汉口盐局工程结束,文会应老友曹镜初之邀约,到长沙去商议设置长沙刻经处的事。同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也约他湘乡一晤。于是到了湖南。顺道游览南岳,登祝融峰。也去拜访了曾纪泽。

纪泽是曾文正公长子,字颉刚,即世称的曾惠敏公,文正逝世时,遗命纪泽,谓杨某可堪重用。以是纪泽希望与文会见见面。光绪四年七月,朝命曾纪泽为出使英法两国大臣,纪泽约文会同行襄助。文会便以参赞名义,随曾纪泽到了欧洲,在欧三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英伦结识了日本的真宗僧人南条文雄。以后三十年间,他和南条保持友谊,不曾中断。南条在日本为文会搜购得我国唐代散逸的佛经注疏近三百种,文会以之在刻经处刻印流通。

光绪六年,曾纪泽改派为出使俄国大臣,约文会同行,文会坚辞回国。曾纪泽要保举他做官,他也坚辞不受。纪泽不得已,给他长子杨自新保举了一个六品同知。

文会回家后,仍忙他的刻经事业。惟这时经书愈刻愈多,不但经书积存的多,而经版的积存也愈来愈多。木版印书,一片木版刻十行,一行刻二十个字,一本十万字的经书,就要刻出五百片经版。古语「汗牛充栋」,指的就是竹简或木版而言,文会为了解决经版保存的问题,他和刻经处的人去了几次苏州,到元墓山香雪海看土地,想建一处永久的藏版之所,终以经费未集,土地也没有购成,直到光绪二十三年,他在南京延龄巷建了新宅,才解决了经版的保存问题。这所巨宅,他后来捐给了金陵刻经处,列为公产,迄今仍被列为政府保护的文物单位。

光绪十二年,贵池刘芝田出使英国,以文会曾随曾纪泽使英,娴于英国国情,坚约文会同行为助。文会情不可却,仍以参赞名义随行,二度赴英伦。文会这次在英四年,他考察英国政治制度,和工业发达的原因,领悟到泰西各国富强之道,在于以实学为本。他建议刘芝田,上种种条陈给清廷政府,无奈这时西太后当国,所上条陈有如泥牛入海。文会为此对时政颇感灰心。光绪十六年,刘芝田回国出任广东巡抚,文会也由英回国。此后他即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经弘法为职志。

六、杨仁山对近代佛教的影响

光绪二十一年,锡兰人达磨波罗居士来华,由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绍,与文会在上海会晤。达磨波罗以复兴印度佛教为目标,希望得到文会的支持。文会对达磨波罗的抱负十分赞同,曾计划训练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达磨波罗弘扬佛教,这就是他后来创办「只洹精舍」的原因。

文会晚年(六十岁以后),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颇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孙少侯、梅撷芸、欧阳渐等,是其著者。欧阳渐撰〈杨仁山居士传〉,称∶

惟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亦云伙矣。

光绪三十四年,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只洹精舍。只洹精舍是年冬季开学,翌年初春,太虚法师也入精舍就读。《太虚大师年谱·宣统元年》载曰∶

春,大师以华山之策发,栖云之怂恿,就学于南京只洹精舍。凡半年,于古文及诗颇有进益。杨仁老授《楞严》,苏曼殊授英文,谛老(谛闲法师;任学监。同学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与梅光羲、欧阳渐、邱 明,亦有同学之谊。

文会门下众多弟子中,入民国后,实以太虚大师与欧阳渐居士二人最为突出。二人同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对近代佛学之复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欧阳渐,字竟无,江西宜黄人,生于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以优贡出任广昌县教谕。受同乡桂伯华之影响,从文会学佛。后以丧母、大病种种挫折,决计舍身为法,再到金陵刻经处,任校对经书之责。越年,文会病逝,以刻经处编校相属。时值辛亥起义,革命军攻南京,竟无于危城中守经坊四十日,经版赖以保全。

入民国后,竟无于金陵刻经处内筹设支那内学院。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于内学院讲《成唯识论》,门下学人毕集,如吕澄、王恩洋、聂耦耕、黄忏华、陈真如、熊十力等皆列入门下。梁漱溟、汤用彤亦从而问学。梁任公亦受业兼旬,以病辍,报竟无书曰∶「自怅缘浅,不克久侍。然两旬所受之熏,自信当一生受用不尽。」

竟无后于内学院设法相大学特科,阐扬法相唯识之学。时,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缁素两学院遥遥相对,虽屡有法义之诤,却带动了近代佛学的进步。

杨仁山居士,由一段「情缘」,促成他进入佛门,于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之创办刻经处,影响到后来各地继起的刻经处,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他之创办只洹精舍,门下人才辈出,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他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韦尔契教授(holmes welch)誉之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文会可当之无愧。

(于凌波着)

china8400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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