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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东渡 惠泽两国 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传记

发布时间:2015/10/12 佛史人物 标签:鉴真大师浏览次数:1474

  佛旅网讯 在中国,只要上过初中历史课的人都知道,鉴真大师东渡弘扬佛法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日本,奈良招提寺的开山堂内,至今依然供奉着干漆夹纻的鉴真大师坐像,被尊为日本国宝,每年六月六日开放展出,备受人们崇敬。

  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构筑了永载史册的弘法之旅、文化之旅和友谊之旅,为后人留下了讲信修睦、百折不回、光照日月的“鉴真精神”。

  概括鉴真大师的生命历程,可以非常清晰地划分出三个阶段:56岁前,在大唐生活、学习、弘扬佛法;56岁到66岁,六次东渡,历经艰辛,终获成功;66 岁到 76岁,弘法日本,照耀扶桑。

  一、精进学法

  鉴真大师俗姓淳于,生于688年,扬州江阳县人。十四岁时随父亲入寺礼佛,“见佛像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

  此后,他先后巡游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历炙名师,精进求学,深入学习经、律、论“三藏”,尤以律学为重,打下了坚实而雄厚的佛学基础。

  至唐开元元年(713),他回到故乡扬州,住持扬州大明寺,并开始弘法授戒,成为江淮一带名望极高的律学大师。

  据史书记载,鉴真大师先后度僧尼和授戒达4万人,著名弟子多达35人,其中包括祥彦法师、道金法师、璇光法师、法进法师、乾印法师等,他们后来“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众生”。

  鉴真大师所处的唐代,佛教发展到了令人瞩目的高峰,寺院、僧徒数量庞大,佛经翻译和研究成果斐然。此时的中国佛教已经基本完成了本土化的进程,形成了明显带有中国特点的教义学说和宗派。佛教文化由输入为主,渐渐发展为向外具有巨大的张力。以佛教为主题的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西之间,陆海之上,汉胡梵僧,仆仆于道,不绝于途。

  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一名满腔弘法热情的高僧,鉴真大师也一直期盼着能够有机缘将玄奘大师等高僧从印度求回的佛教戒律传播开去。

  因从小生活在佛教极为盛行的扬州城,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度尽众生,方证菩提”的宏愿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开花,而且他具有兼容并包的独特气质,善于与各国佛教人士交往,因此更愿意将弘法的理想付诸实践。

  就在此时,来自日本的使者荣睿法师和普照法师,不远千里到扬州大明寺专程拜访鉴真大师,意在代表日本朝廷诚邀他东渡日本宣讲佛法。

  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的鉴真大师丝毫没有自重身价,更没有作态作秀,几乎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日本学问僧的请求,发愿东渡扶桑。

  鉴真大师问众弟子:“在我的法众中,还有谁接受远方的邀请,去日本传法呢?”然而未有响应,他们担心两国相距遥远,又为渺渺大海所隔,风急浪高,凶险无比,性命就难保,何谈赴日弘法。

  鉴真大师深感失望,断然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生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受师父精神感召,祥彦法师、道兴法师、道航法师、神崇法师、思托法师、昙静法师等21人纷纷表示愿同前往。这是发生在大明寺的真实一幕。

  二、六次东渡

  日本大化革新以后,佛教发生了从氏族佛教到国家佛教的巨大变化。这期间出现很多乱象,如人们为了免去赋役而选择出家为僧。

  这一问题的根源是日本没有由国家控制的授戒制度。那时日本的僧人至多接受三聚净戒,只需要一位戒师即可,更多的干脆是自誓自戒。日本社会对这样的私度、自度也完全承认,国家没有控制僧人的数量。

  所以,为了佛教宗派的完善,为了提高僧人的素质,日本的有道高僧提出向大唐寻求戒师。于是日本政府派遣荣睿法师、普照法师等到唐朝迎请高僧。经过多方寻找,最终鉴真大师成为他们的最佳人选。

  唐天宝二年(743),鉴真大师开始着手东渡,携带大量书籍、物品首次起航,那一年他56岁。诚如弟子们所担心的,此行路途遥远,大海阻隔,波涛汹涌,风险不断。

  鉴真大师前五次的东渡尝试都没有成功,在这十年里,他只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期间,他的弟子36人客死他乡,200多人离他而去。在第五次东渡时,鉴真大师也因染疾双目失明。

  虽然九死一生,但他始终不改信念,十年如一日,勇猛顽强,坚持不懈。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鉴真大师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再次上路,从苏州黄泗浦出发,扬帆东去。五天以后,鉴真大师乘坐的第二艘船顺利抵达冲绳。由于风的关系,这四艘船并没有同时到达同地。

  假如说要以鉴真大师到达日本本岛的日子作为东渡成功的标志,那么就是天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鉴真大师就在这一天登上了日本本岛的土地。惊天地、泣鬼神的鉴真东渡终于成功,距离鉴真大师发愿已经过去十二年。

  鉴真大师从开始尝试到最终抵达日本,前后经历六次东渡,克服千难万险,付出巨大代价。他不限地域,广揽英才,组成了包括日本人、西亚人和东南亚人在内的优秀团队,齐心协力,和衷共济,也创造了古代渡海史的奇迹。

  三、照耀扶桑

  从第六次东渡的货单可知,鉴真大师随身携带了数量可观的书籍,且多为珍本或善本,在日本被奉若至宝。

  鉴真大师一行抵日后不久,依照鉴真大师所带来的经书展开的校经活动十分热烈。日本的佛经多由百济僧侣口传而来,错漏较多。

  鉴真大师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为日本佛经纠错补漏。《续日本纪·鉴真卒传》载:“于时有敕,校正一切经论。往往误字,诸本皆同,莫之能正。和上谙诵,多下雌黄(雌黄为黄色颜料,指用笔对黄纸书写的经文进行订正)。”勾勒了当时校注佛经的情形。

  鉴真大师的到来,不但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得到日本朝廷的器重,很快被封为传灯大师。鉴真大师在奈良东大寺设戒坛,为太上皇圣武天皇、孝廉天皇及僧俗400余人授戒,开启了日本的律仪规范。

  在被授予大僧都之后,他与其他僧侣管理者通力合作,组建62人僧侣宣讲团,共同加强戒律思想的宣传,并推进授戒制度的建立健全,改变了日本僧侣长期以来的无序状态,从此日本律仪渐渐严整。

  盛唐时佛寺的建筑、佛像的雕塑和绘画,都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艺术水准。鉴真大师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早在两京求学时就对其进行了细心观察和深入研究。

  到日本后,他与一同赴日的能工巧匠采用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精心建造了气势雄伟、装饰瑰丽的唐招提寺。这座建筑异常牢固精美,经过1200余年的风雨考验,成为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文化遗产之一,对日本的建筑、雕塑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鉴真大师和他的弟子们原属律宗,并且都是天台宗的学者,他们东渡带到日本的经书中包括《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等很多天台宗的章疏,鉴真大师一行曾先后在唐招提寺大力讲解这些章疏,为此后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创立播下了种子。

  在鉴真大师东渡之前,日本的医药主要掌握在僧侣手里,没有专业的医师,医疗体制混乱落后。鉴真大师深通医药,熟练掌握佛教“五明学”的“医方明”(能治疗众生疾苦的医学)。

  他在传授戒律的同时,还教人们医药知识。日本人对有些药物不能分辨,根据淳仁天皇的旨意,失明的鉴真大师“以鼻别之,一无错失”。

  他逐步推动日本建立起自己的医药学体系,改变了医疗落后的状况,日本人称他为“医术之祖”。二三百年前,日本药店的药袋上都印着鉴真大师的头像。日本正仓院至今保存着唐朝的六十多种中药材,应该就是由鉴真大师带去的。

  除此之外,鉴真大师东渡时还带去了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真品,掀起了皇室学习王右军书法的风潮,王书逐渐成为书道的主流。著名的唐招提寺的门额字体就是王右军书体。因此,日本书法的形成和发展也与鉴真大师有关。

  鉴真大师在日十年,博爱为怀,乐善好施,严以律己,迁化引导,教人向善,体现了佛教慈悲济世、无私奉献的精神。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六日,鉴真大师安排好一切,在自己建造的唐招提寺内圆寂。

  四、惠泽两国

  二战后,中日两国关系陷入低谷,友好往来中断,形成僵持的困难局面。20世纪60年代,两国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们借助鉴真大师圆寂一千二百周年的大好时机,携手合作,共同举办了轰轰烈烈、规模巨大的纪念活动,有力推动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佛教界秉持“为了不忘历史,传承中日友谊”的理念,开展了唐招提寺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活动。整个活动历时一个多月,大师像先后在扬州、北京巡展,直接参观群众达到50多万人。

  通过此次活动,将中日两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为此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的文章,盛赞:“在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大师是一位做出了重大贡献、永远值得纪念的人物。”(文/张俭松)

(编辑:蝉友圈•佛旅网 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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