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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朝圣:普贤道场的形成

峨眉山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则“普贤道场”所致。峨眉因普贤而名高五岳,普贤因峨眉而应化摄受。虽然,人们早已习惯于称“普贤道场”,但是,就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却模糊不清,各持所见。

我国四大佛教名山是指安徽的九华山,浙江的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何为“四大”?这绝不是数字上的凑合。则是佛教把世界的构成分为地、水、火、风四大因素,即“四大界”。并赋予四山和菩萨,作为其各自的道场。地,九华山称幽冥界,属地藏道场;水,普陀山称流漓界,离观音道场;火,峨眉山称银色界,属普贤道场;风,五台山称金色界,属文殊道场。

所谓“道场”,就是菩萨们显示灵异,宣扬佛法和感化大众的地方。当然,对此也有人提出疑质。菩萨既是神通广大,佛法无边,理论上讲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挥作用,而不必局限于某一地区,或选某一山为其特定的“道场”。清人蒋超的《峨眉山志。志余》说:“世人竞称文殊在五台、普贤在峨眉……如今朝庭设官,各分疆界,各有职掌者然。其实菩萨神化,周遍法界,何尝以某处为我道场耶?”无奈之下,他说这只是“世人俗见”。不论是“俗见”与否,还是佛家之“四大界”,客观上它已被世人竞称了千余年之久。

峨眉山成为“普贤道场”,绝不会一蹴而就,其形成过程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须具备相应的客观条件,如:鼎盛的佛教环境、一定的理论基础、统治者的支持和善男信女们的信仰度等等。所以,在了解其形成时期前,必须明白它形成的相应的条件。

佛教在峨眉山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为唐以前,不论佛教是东汉或晋代传入峨眉山,毕竟是零星的;中期为明以前,两宋则为昌盛时期;后期为明、清两代,为极盛时期。从峨眉山佛教史来看,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中,还没有发现唐以前有普贤在峨眉山的记载。如:《郡氏闻见后录》载:“又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李太白诗言仙不言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言五台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诸佛祠,俱无唐刻石文字,疑持盛于本朝也。”而《全唐文》中《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刚普贤菩萨记》,提到普贤于“南瞻部州”祥瑞,却没有提到峨眉。足见唐以前普贤还未与峨眉山相连。

而到唐代中后期,似乎普贤菩萨才出现于峨眉山。这里有一位十分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澄观大师。他一生研究《华严经》,为了把华严宗更加中国化,提出了“华严三圣”,“三圣者,本师毗卢遮那如来,普贤、文殊二大菩萨是也”,即“普贤、文殊两俱华严”。然而,遗憾的是《华严经》中只谈到文殊的道场在五台山(清凉山),根本就没有谈到普贤的道场。经文曰:“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住其中而演说法”。所以,澄观大师为了给普贤寻找一住处,完善其“华严三圣”之理论,竞然把《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中一段文字,进行了附会的改造。文为:“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贤胜,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住其中而演说法”。澄观大师把“贤胜”改为“普贤”,从此,峨眉山就与普贤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是”普贤道场”最早的文字记载。

既然是附会的改造,其错误是显然的。如:“西南方”是指天竺西南,而非中国西南。把“贤胜”改为“普贤”,毫无根据。连佛门中的有识者也不满意。印光法师在其《峨眉山志》说:“一班不知菩萨德相者,欲借经言以见重,谬引《华严经。诸菩萨住处品》云云。彼见有光明山三字,遂谓此西南方指震旦国之峨眉。在中国之西南……援经而深悖于经”。说来也怪,人们虽然知道这种提法是附会或错误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更愿意去相信它的存在。将峨眉山称为“大光明山”。《峨眉山志》载:“此大光明山,实为应化道场。溯其立名之意,盖以佛光昼现、圣灯夜来,自古今而无或隐灭……由是之故,致以峨眉宝山,亦称大光明焉”。

峨眉山之所以为普贤道场,除其理论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佛光。“佛光”则是峨眉山成为普贤道场的直接载体和具体表现。“佛光”本来是一种自然的光学现象,七彩光环,众人其观,只能见自己之身影,奇特而神密。当时,人们无法解释其理,却被佛教冠以“超人间化”的圣名。即“普贤祥瑞”、“普贤光相”,把佛光完全说成了普贤菩萨的应化之像。正如印光法师《峨眉山志》曰:“十方法界,皆可作菩萨道场。然欲众生投诚有地,故特于峨眉山应化焉。须知菩萨应化,有普有专:普则大众咸得亲见;专则唯自身明了。例如:云端现相,众所同观,圆光摄身,纵齐肩并立有许多人,而人各见其身,不见他身。于此二者,可见菩萨神应无方。”普贤因佛光而益显灵异;佛光因普贤应化而得”合理”解释,也是普贤道场形成的直接载体。

那么,佛光是何时发现的呢?虽“蒲公追鹿”的故事,认为是东汉时期,但此传说故事又被《法苑丛谈》一书所否认,“其实是宋人的附会”。现可见的古籍中,最早记载佛光之事的为《宋高僧传》。记载中唐“四朝国师”的澄观说:“大历十一年(776年)誓游五台,一一巡礼……仍往峨眉,求见普贤。登险涉高,备观圣像。”这里所指的“圣像”,就是佛光。由此可见,佛光的发现应为唐中后期。

普贤道场的理论,佛光,以及与普贤相联系等,都出现于唐中后期,似乎可以认为普贤道场的形成为唐中后期。显然,回答是否定的。要形成真正的“道场”,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根源。即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朝拜者的认知度。而这两个条件则为宋代。也就是峨眉山佛教的昌盛时期。当时,各朝君王敕赐频频,地方官吏争相效尤。捐赠寺庙,赐黄金,制法器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铸造普贤铜像。据《佛祖统纪》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敕内侍张仁赞往成都铸金铜普贤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贤寺之白水,建大阁以覆之。”峨眉山法缘隆盛,声望日重,普贤菩萨天人共仰,僧俗皆敬。所以,“普贤道场”之真正形成应是宋时的事。正如《杂花经》云:“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本,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故我世尊等正觉而有方所,说经而有道场,普贤于道场开化人天等众,故现海于峨眉山中,密引世人而通菩提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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