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寨石窟—草原文化的明珠

　　阿尔寨石窟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西北部的阿尔巴斯苏木境内，是中国长城以北草原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规模的石窟文化遗存。据考证，阿尔寨石窟大约开凿于北魏中期，曾经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圣地。这里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游牧民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信息，堪与敦煌、云冈诸石窟媲美，石窟内保存有近两千平方米壁画，被学术界誉为“草原敦煌”。这些壁画历史悠久，内容包罗万象，绚丽多彩，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研究北方草原民族历史文化的无价之宝。

　　阿尔寨石窟是集寺庙、石窟、岩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群。尽管在历史上有所损毁，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失去它的古老文化价值。佛像、佛雕仍然琳琅满目，五彩缤纷，其特点与敦煌莫高窟、榆林窟、麦积山石窟颇为相似。在近两千平方米的壁画中，佛教文化艺术以及回鹘蒙古文、梵文、藏文榜题等，均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石窟中壁画的彩色，多用矿物质颜料，虽经历数百年的风雨仍斑斓如新，实属弥足珍贵。丰富的壁画及珍贵的各种榜题，被专家们称为“佛教艺术宝库”、“壁画和岩刻的展台”。

　　阿尔寨石窟的普遍特点是近似正方形，均为单间式，多数窟面壁中央凿有1米见方、10厘米深的椭圆形佛龛，石窟面壁和左右墙壁底部留有长条台阶。石窟内壁用掺加麦秸的粘泥抹平并涂白后画满了佛教诸神像、佛本身故事图、供养图等。石窟间的峭壁上雕刻的佛塔中仅有一处为方形楼阁式佛塔，其余造型全是统一的，是属于中国现存佛塔五大类形之一的“喇嘛塔”，酷似北京妙应寺白塔及额济纳旗黑城遗址中的塔型。

　　石窟的壁画内容主要有佛像、菩萨像、诸天鬼神像和藏传佛教上师、高僧以及佛教本生、变相故事图、供养人图等。也有帝王、贵族、平民以及山川草原、飞禽走兽等内容。其中的《各族僧侣俗人等礼佛图》最早将蒙古、藏、党项、汉等各族人物同绘于一图，是中世纪草原地区各族人民友好相处的历史写照。在题材方面，有表现真善美、假恶丑的画面，如静穆慈祥的菩萨和为非作歹的异教徒、狞恶丑陋的妖魔鬼怪等；有表现五马分尸、乌鸦啄尸等宗教地狱图和一些神话故事，还有大量的装饰图案和背光景色，造型十分逼真、庄严而富丽，向人们昭示着阿尔寨遥远的辉煌。

　　阿尔寨石窟中的回鹘蒙古文、梵文、藏文榜题，与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保存的回鹘蒙古文榜题风格颇为相似，是研究中古蒙古文的珍贵资料。石窟内发现印有回鹘式蒙古文的土坯，从土坯凸出的文字来分析，原来是在土坯的模子底部刻写了凹型文字，内容为蒙文玛尼六字真言。

　　阿尔寨岩石西南侧有一大石窟。这个石窟原有的精美壁画被烟熏后早已模糊，破坏严重。窟内诸佛像位置：西南上方为红阿弥陀佛、东南上方为绿成就佛、西北上方为黄宝成佛、东北上方为白大日佛、中间为蓝不动佛，以上在佛教经典总称为“五部佛”。东西壁诸神像依次排列为：中间为本尊，下边横排着诸阿罗汉，两边为诸菩萨像。

　　第28号窟基本还保留着北魏石窟建筑风格。从位置上看，这座石窟占据了整个阿尔寨石窟岩石最合适的位置。这是阿尔寨最古老的一眼石窟。壁画颜料均属古代石墨颜料，至今还遗存的壁画中东西壁面上方诸神像大概为本尊、护法神像；西壁面上画有马首金刚、密集金刚等；东壁面上方画有黄胜乐金刚、蓝胜乐金刚、欢喜金刚等。与之相串连的31号窟西侧洞窟顶部凿有精美天井图案，内壁墙面壁画留存最为完整，壁画使用淡灰色的水彩颜料，这一点与其他壁画有明显的区别，而且还留有部分未画完或没有涂完颜料而短促停顿的痕迹。从内容上看，有佛本身故事图，诸菩萨从八难中救渡众生图等。无论是从石窟的开凿、壁画的设计艺术风格，还是从石窟内设布局看，这座内外连串的石窟属阿尔寨石窟群当中最晚期的遗存之一，并且壁画装饰工作进入结尾阶段，而于1632年的战乱中被半途而废。

　　纵观中国佛教文化史，大型佛教石窟建筑一般都出现于早期，并且都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修缮或扩建。在阿尔寨石窟群

　　同样可以隐约看到不同时期的痕迹。比如：15号窟门上侧开凿窟檐时刻掉了原有塔雕的一半，这足以证明其绝非同一时期之作。

　　鄂尔多斯地区曾为西夏管辖地，且处于接近西夏政治文化中心的地带，因此风格上也受到西夏文化的影响。在莫高窟263号洞，西夏人把北魏时期的中心塔柱改为中心佛龛；在甘肃民乐县马蹄山石窟群中的西夏窟有正墙凿三龛，龛前设坛的情形。阿尔寨多数窟为正墙或三面墙开凿半椭圆形佛龛，墙低部设台阶为坛的布局，同上述西夏窟的情形颇为相似。而阿尔寨石窟若干窟顶端刻雕正方格，中间刻有八瓣莲花图案，也正是西夏流行的花砖纹饰。

　　总体来看，阿尔寨石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突破单一语言文字学范围，逐渐向佛教文化学、文物考古学、史地学、建筑艺术学和文献比较研究相结合的目标发展。众所周知，佛教文化对于草原文化的崛起和发展，曾起过重大影响。而佛教文化在草原土壤上生根发展，并与草原文化相互影响变通过程的许多细节尚有待于进一步揭示。有关阿尔寨石窟的进一步挖掘和研究，无疑将为北方民族文化史，乃至大漠一带草原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直观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