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死亡》读后感

死亡，是人类自有生命主体意识以来，一刻未曾停止思考过的命题。由死亡造成的肉体意义上的绝对消逝，以及死后世界或苦或乐，或光明或黑暗的未知，导致了对死亡天然的畏惧与焦虑。人类远古的先祖在与自然的艰苦对抗，在生命戛然而止等事实前倍感无力，进而对某些无可抗拒的力量膜拜，如日月山川以及主宰生死的神灵，这或者就是原始宗教的缘起。所以一切的宗教本怀、教义、行持，必然都将涉及人类如何面对死亡，如何超越死亡，从而缓解人类内心持久的张力。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华文明是个“理性早熟”的文明，礼乐教化导致了宗教的缺位。虽然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璀璨夺目，但统括而言，每一派的学说其立意无不是鉴于彼时“礼崩乐坏”，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而新的又未建立之际，社会扰攘动荡，于是“大道废，圣人出”，各派先师纷纷建立治世之道的学说，其最终的归趋莫不是政治治理，无论是德治、法治、还是无为治。而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的形而上思考，如生从何来，死亡何处，如何消弥生死的隔别，如何以死后所趣来规定着生的姿态等，则是严重缺失的。

       而佛教的传入，恰好填补了对于生命本源关怀阙如的空白。世尊菩提树下悟道，所悟的正是生命的本然面目，如何跨越生住异灭的有限而入不生不灭寂静涅槃的无限。在所有宗教当中，只有佛教是明确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换言之，即众生都有内在的从有限迈向无限的保证，这一思想，无论对于处在穷苦厄难中的大众或是安乐荣华中的贵胄，其心理慰藉是等同的。所以，佛教流布中土，上至士大夫，下至愚夫愚妇，莫不服膺其甘露法雨，其中最大的内在驱策力恐怕正是“成佛”之必然性。而“成佛”正是为死后指陈出一个光明美丽的（涅槃）境界。佛教三藏十二部，无量法门，一切施设都不过是“标月指”或是渡河之舟，承载众生由（无常无我苦空的）生的此岸到达（常乐我净的）涅槃彼岸。

       《佛说死亡》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亡关怀的缺失，佛教思想超越死亡的一次全面性总结，其运思理路以儒道二家生命学说为衬托，从二家学说的局限性中开显出佛教对于死亡关怀的超越性。依托佛教精细的义理学说，围绕四圣谛，十二缘起，缘起性空，业感缘起等核心理论阐述生死之为何；生的姿态（在生作何行业）决定着死后六道所趣；临命终时身心的种种微妙变化；乃至涅槃境界，极乐净土等书中都以详实的文献资料，清晰的层次脉络，严谨的逻辑布局而为读者逐一描绘。

       同时，作者并不止步于思想的总结，更希望藉此书而令学界从佛典宝库中挖掘更多关乎死亡的思想火花，科学与宗教并非不可调和，佛教学说中的“科学性”，部分已被今日的科学所验证，而今日的科学仍是一个刚起步的低级学科，并且由于近代以来对西方唯物学说的崇拜才导致了对科学的迷信。科学不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极限，用科学去验证宗教学说的“科学性”，本身就是一种思维垄断。 科学要进步，需摒弃其对宗教否定的态度，对宗教学说去芜存菁，乃至互相印可才是科学发展的正确轨迹。作者在字里行间，穿插着现代死亡研究的现状，不仅是向读者揭示这么一个科学上的，医学上的事实，更是处处提醒学界，先贤的智慧唾手可得，何不善用之？

       如果只是叙述佛教生死观，那也不过是事相的描述而已，作者的本怀、发心在于读者在对佛教生死观的透彻了解后，能从六道升沉，极乐净土，涅槃寂静中等归趣中了达“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能障圣道”，这一业感缘起的妙理，为了能照顾到死，就必须在生时对业力时时警策，无形中自净其心，提升品格。对业力的敬畏而形成道德自觉，进而由内在的道德约束力转化为外在的人伦道德规范，无论个人或是社会都是有所饶益的。

       死亡，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中至今未能圆满解答的课题，只有对死亡完全“解密”，才能认为对生命的一个完整了解，直接关涉到生命意义，心灵安放，道德行持等。如果忽略了死亡的探讨，恐将堕落虚无主义的陷阱，因为不考虑死及死后，则有种“人死如灯灭”的幻灭感。如此，所有的善恶染净意义又在哪里？作者书中给我们所揭示的最为重要的，甚至是佛教基石的先设，即是三世因果。在诸多佛经中，世尊都要求佛弟子“深信因果”，正是三世因果的存在，对死亡的探寻才成为可能，也是六道流转乃至涅槃寂静的前提。所以，作者在书中是隐喻我们都应对三世因果深信不疑，唯有如此，生死命题才能成为一个真命题，从而最终找到破解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