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居士

杨度居士（公元１８７４～１９３１年）

杨度，原名承瓒，后改名度，字皙子，别号虎公，虎禅师，湖南湘潭人。杨度数世皆武夫。自己则幼习儒业，为著名学者王　运的得意门生。二十岁时中举人，二十八岁时留学日本。他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又结识了梁启超等保皇党人，并互引为「同道」。但不久他成了一个「君宪」主义者，创办《中国新报》（月刊）为君主立宪进行鼓吹。辛亥革命后，杨度先后参与袁世凯的阴谋称帝和「辫帅」张勋的复辟，因此受到过北洋攻府的通辑。「五四」运动前后，参加过孙中山的北伐事业，直到一九三一年去世。杨度的一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走过的曲折的经历。

杨度成为一个佛教信徒是从一九一七年帝制复辟灭亡以后十年间。他曾经无不感慨地说∶「（我）坚持君宪主义不变，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乃不更言经世，而由庄以入佛。．．」（《杨度集》第七○九页）此后的十年之间，他便「学佛逃禅」，谋求「出世」之道了。而他一度的佛教信仰和佛学思想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却是独树一帜的。

杨度对自己的佛教修养是极其自负的，他自称为「悟道成佛」之人。在佛教史上，自诩「悟道」的，的确屡见不鲜，而自谓「成佛」，却很少见。东晋时风流倜傥的谢灵运深信自己必当成佛，也未敢肯定就在生前。西藏喇嘛教的「活佛」实际上只是高僧的转世。杨度自谓「成佛」，说「我即是佛」，可见他是与众不同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杨度说∶「佛与众生本来同性，众生心迷，自生烦恼，」「一切人事无非佛事，一切世法无非佛法，一旦豁然，我即是佛，死去活来，大彻大悟。．．此时心境即与释迦牟尼无二无别，携手同行，相视而笑。」（同上，第六百五十七页）并进一步提出，「『我即是佛』一语，即为佛教第一义谛。」（同上，第六百五十八页）。

杨度在佛学上建树颇多，提出了很多「新义」。他在所著的《新佛教论》中对佛教的「四谛」、「无我」说等基本教义都有新的解释。他还特别提出了「开放」僧尼的主张，认为佛教的禁色戒荤是违反人的本性的，也于佛教自身的发展不利，应该「开放僧尼，同于居士。」作为一个信奉佛教的居士，杨度这些话都是大胆的创见。杨度在思想上提出的对佛教的革新也是从佛教自身出发的，他的佛学思想的特点是要尽量使佛教世俗化，使佛教能够适应人生和社会转变的需要。

（史向前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