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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洋先生

发布时间:2010/06/22 佛史人物 标签:王恩洋先生浏览次数:1995

王恩洋先生(公元1897~1964年)

王恩洋,字化中,四川省南充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生。幼年受传统教育,在私塾读书。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十七岁时考入南充中学堂,课馀喜读宋明理学书籍。中学毕业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并从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由梁漱溟介绍,在哲学系管理印度哲学图书室,因此有机会广泛阅读印度瑜伽法相的著述。

时,黄忏华之弟黄树因,曾从宜黄大师欧阳竟无学唯识数年,后到北京从俄人刚和泰习梵文,并在北大任梵文翻译。树因与恩洋年岁相若,有同事之谊,且志趣相投,时在一处共同研究。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欧阳竟无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办支那内学院,恩洋受树因之影响,入该院从宜黄大师修佛学,与吕澄、姚柏年、熊十力、陈真如等人同门。

恩洋在内学院,全力钻研佛学。遍读大小乘各家戒本,继续窥基《成唯识论》,再研究清辩的《大乘掌珍论》,并校勘《唯识学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成唯识论了义灯》、《能显慧日中边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并整理和续成欧阳竟无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讲稿,也自己撰写〈佛法真义〉论文。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内学院增设法相大学特科,恩洋担任主任兼教授,讲授唯识通论、成立唯识义及佛学概论。为了教学的需要,自编讲义,《佛学概论》就是由他的讲义编着成书,由内学院印行,深为当时佛教界所赞赏。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三月逼近南京,直鲁联军褚玉璞守南京,位于南京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占地二十一亩,有房舍百馀间,故为褚部军队占用,法相大学特科被迫停课,恩洋返回四川南充原籍。

恩洋自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至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在内学院五年有馀,这是他一生用功最勤、著述最富、任事最重的时间。东初法师着《中国佛教近代史》,说到恩洋,曾谓∶

因黄树因引见,从竟无居士学,专研法相唯识学,其慧解不在吕澄之下,二人各有专攻而已。王吕二人实为内院两大巨柱,王精于法相唯识,吕长于语言(指其通达英、日、法、梵、藏诸种文字),其于藏文本校勘汉译唯识因明诸籍,已如前述。

由此可见恩洋在支那内学院之地位。盖内学院之有吕澄与恩洋,亦犹如太虚大师武昌佛学院之有史一如与唐大圆。前者为内院两大柱石,后者为大师左右手臂。

恩洋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返回四川时,年方三十一岁。他家非素封,故生活颇为窘迫,而其研究佛学之志不稍为退减。乡居期间,反复研读唯识典籍,圈读《瑜伽师地论》全部。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他在南充设立龟山书房,聚众讲学,佛学与儒学并重。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应成都佛学社之邀请,讲〈瑜伽真实品〉、〈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等。此后教学和著述并重,先后撰写佛学著作《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等。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结束龟山书房,赴四川内江创办东方佛学院(后来改名为东方文教研究院),招收学员,讲授儒学和佛学。

先是,宜黄大师欧阳渐所创办之支那内学院,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以中日战争爆发,日寇迫近南京,大师率院众运所刻经版向后方撤退入川,在四川江津创立支那内学院蜀院,仍讲学刻经不辍。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欧阳大师逝世,恩洋赶赴江津奔师丧,内学院门人开会,推吕澄继任院长,恩洋任理事,他从各方面支持学院及吕澄。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以后,他除了主持东方文教研究院的院务以外,先后到成都、重庆、自流井、泸州等地讲学。在这段时间,并著作《心经通释》、《清福和尚传》、《人生哲学与佛学》、《金刚经释论》、《因明入正理论释》等书。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聘为川北行署政协顾问。一九五二年六月,应川北行署文化教育委员会的约请,写了《佛教概论》小册子,先在《弘化月刊》连载,以后由弘化月刊社印为小册子发行。同年,被聘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和文史馆馆员。一九五七年,中国佛教协会聘请他担任中国佛学院教授。他乃迁居北京,在设于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讲授「佛学概论」等课程。

恩洋早年在支那内学院时期,曾因研究唯识而撰写〈大乘起信论料简〉一文,掀起《起信论》论战。在当时这是一件轰动佛教界的大事。

民国初年至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间,佛教思想界有两大巨擘,一为主持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一为创设武昌佛学院的太虚法师。二人虽同出于杨仁山居士门下,但在佛学见解上颇有分歧。因此,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至二十年(一九三一年)间,南京的内学院和武昌的佛学院,时有法义之诤。最初是佛学院的史一如与内学院的聂耦庚关于因明作法之诤,继之是唐慧纶与吕秋逸关于释尊入灭年代之诤,以后又有太虚法师与景昌极关于相分有无别种之诤。其中最热烈的一次,是《大乘起信论》的真伪之诤。这一场笔战牵连许多人,恩洋是其中的主角之一。

太虚法师与欧阳竟无,对于法相唯识学各有所见。竟无主张法相唯识应该分宗,太虚则主张法相必宗唯识。竟无于支那内学院开讲《成唯识论》,讲前先讲《唯识抉择谈》,于《起信论》有所非毁,认为《起信论》非马鸣菩萨造,陈代真谛译,而是一本伪书。在此之前,梁启超亦参考日人资料,以学术进化的眼光,写过一篇〈大乘起信论考证〉,认为《起信论》是中国人的作品,且引为民族文化的光荣。

梁启超、欧阳渐、王恩洋三个人,对于《起信论》这本书虽然有贬有褒,但以《起信论》为伪书者则一。就佛教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起信论》是中国佛教通用的论典,今遭受非议,说是伪书,实有动摇根本的威胁。太虚法师为维护佛教基础,乃领导武昌佛学院同仁撰文反驳,并将文章辑为《大乘起信论研究》一书。文集中有唐大圆撰的〈起信论解惑〉,陈维栋写的〈料简起信论料简〉,常惺法师作的〈起信论科简驳议〉等。太虚法师于〈佛法总抉择谈〉之外,又写了一篇〈大乘起信论唯识释〉,并且还刻印隋代慧远所造的《起信论疏》,以证明《起信论》为古今所共信,不是三数人非议所可推翻的。

太虚法师的〈大乘起信论唯识释〉一文,是针对恩洋的〈大乘起信论料简〉而作的。他以审定论主造论的心境,来答复王恩洋,文曰∶

圣位菩萨之造论,皆依自证现量自境...则马鸣造此论之依据点,登地或初地以上之菩萨心境。

登地以上菩萨心境...有时有漏同异生,有时无漏同如来。有时执障相应染法现行,有时智证真如而无明暂断现行...《成唯识论》之说等无间缘,第七转识有漏无漏容互相生,六转识亦容互作等无间缘,恒依此登地以菩萨心境说。

此论示大乘法,谓众生心...唯依据有漏可代表六凡,亦无漏可代表四圣之地上菩萨心,能说之,此即予谓马鸣造此论依据点之所在也。

太虚法师又在〈起信论研究〉论文集中作序,以善巧方便的言词,来弹驳欧阳等三人的论文∶

世之啧有烦言于欧阳、梁、王三君者,其未知三君权巧之意者乎?夫梁特以此来昌言学佛,渐流为时髦之风尚,而实则于先觉遗留之三藏至教,鲜有曾用精审博考之研究,由砉然悬解佛法谛理然后信受奉行者,大都人云亦云,就流通之一、二经论,约略涉览,辄模糊影响以谈修证,夫于教理既未有深造自诣之信解,遂遽取今时学佛者所通依之《起信论》,以深锥而痛笞之,事行果而欲求其无所遂行,其何可得乎?此梁君所以撷录日人疑辩之馀绪,纵笔所至,且牵及一切大小乘三藏,使囫囵吞枣之学佛者流,从无疑以生,因疑深究,庶几高阁之宝藏至教,皆侵入学佛之心海,乃能确解而坚信耳。

至于欧阳、王君,其意亦同,加以古德据《起信论》而将唯识判为大乘权教,遂致千年来之学佛者,对于唯识无造极之研究,今欲导之一志专究,须先将蔽在人人目前之《起信论》辟除,今势亦必然也。谓予不信,请观欧阳居士复唐大圆之书∶「今时之最可怜者,乃无知之佛教徒,好奇之哲学徒,名虽好听,实则沉沦,不得已而抑《起信》,或与二者有稍益欤?《起信》是由小入大过渡之作,有《摄大乘论》读,不必读之可也!」

又请观王君之《料简》云∶「夫斯论之作,固出于梁陈小儿,无知遍计,亦何深罪?特当有唐之世,大法盛行,唯识法相因明之理,广博精严,甚深抉择,而此论乃无人精简。灵泰、智周之徒,虽略斥责而不深讨,贻诸后世习尚风行,遂致肤浅模棱,划尽慧命。似教既兴,正法以坠,而法相唯识千馀年来,鲜人道及矣!」

由此观之,则三君之说,皆菩萨之方便,盖可知矣!待他日「开权」之时节因缘一到,在三君必有「显实」之谈,今何用遽兴诤辩哉。

这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前后的事。六十馀年后的今天,又经过几位佛学研究者考证的结果,仍证明《起信论》不是梵本译出来的。

一九六一年,恩洋已六十多岁,健康日衰,因此辞去佛学院教职,返回成都。四川省府聘他为参事室参事。又过了三年,终因健康恶化而病逝,时为一九六四年二月,享年六十八岁。

恩洋生平学兼内外,佛学则专精法相唯识。恩洋治学,与欧阳大师有所不同。欧阳大师治学,凡有三变,他首治唯识,于所依经论在扼其大意,贯通其一经一论之思想,故以后由唯识而般若,而涅盘;亦即由一切皆妄,而至一切皆空,乃至即妄即真。恩洋治学,则一生忠于唯识,始终未超越唯识范围,故其唯识学之造诣,于欧阳大师之下为第一人。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太虚大师应厦门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文哲学会约请,讲「法相唯识学概论」,由虞愚(佛心)笔录,讲毕印行,由王恩洋、张化声、梅光羲、唐大圆、黄忏华等人作序。太虚大师与恩洋在佛学上虽有法义之诤,而对其在唯识学之深入研究推崇有加,固为佛教学人所公认也。

恩洋生平著述甚多,大都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重要者为《摄大乘论疏》、《二十唯识论疏》、《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唯识通论》、《八识规矩颂释》、《大乘佛说辨》、《佛教概论》、《佛学通论》、《佛法真义》、《解脱道论》、《心经通释》、《大菩提论》、《佛教解行论》、《佛说无垢称经释》、《世间论》、《人生学》、《儒学大义》、《论语疏义》、《孟子新疏》、《老子学案》、《新理学评论》、《大足石刻》、《王国维先生之美学思想》等。

(于凌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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