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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大师(西元312年,一说西元314~385年)

道安大师,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生於东晋怀帝永嘉六年(西元三一二年),卒於孝武太元十年(西元三八五年),年七十四(一说年七十二)。

道安出生於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於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於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因为形貌黑丑,不为他的剃度师所重视,叫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一点没有怨色。几年之後,才向剃度师要佛经读,由於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使他的师父改变了态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还准许他出外任意参学。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三三五),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

据「高僧传」卷五的记载,道安在佛图澄死後才离开邺都,十三、四年之间,他经常代替佛图澄讲说,并且解答了许多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死後,石虎即皇帝位(三三五年),内部变乱,道安就在这时离开河南到山西的 泽(今临汾县境)去住。 泽地方很偏僻,可以暂避兵燹之祸,因此竺法济、竺僧辅和竺道护等都先後冒险远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後汉安世高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的「阴持入」、「道地经」和「大十二门经」,并作了注解。

道安在 泽住了不久,又和同学法汰至飞龙山(今河北省涿鹿县境),与僧光等相叙。僧光对於禅定极有研究,是道安还没有受具足戒时的老朋友,相见之後就住下来互相研讨。这时道安已经放弃了「格义」,他和僧光的一段辩论很为珍贵。「高僧传·僧光传」说∶「安曰∶先旧格义,於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後?」这说明僧光的思想比较保守,认为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只可应用,不必再问是非。道安就不以为然,他以为弘扬教理,首先要求正确,先达不先达的问题可以不必理会。这大概就是佛图澄所说的「远识」,也可从而想见道安的气概和风度。

「高僧传」说,石虎死後(东晋穆帝永和五年,西元三四九年),石遵在位的时候,曾经派中使请道安返邺住华林园,并广修房舍,但为时一定不会很久,因为石遵在位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杀,道安大概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率众去邺都西北的牵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内弘化,并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这时,社会紊乱人民痛苦到了极点,而道安率众行道精进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场里面,人们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因此「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慧远也在这个时候从他落发出家。武邑太守卢歆听到道安的德化,派专人请他去讲经。後来又回到邺都,住受都寺,当时他年已四十五岁。

那时石赵灭亡已八年,冉闵和慕容(人住乃)的混战也已经结束,慕容(人住乃)虽在邺都建立了後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战乱不息,元气未复,「高僧传」说「天灾旱蝗,寇贼纵横」,「人情萧索」,道安不得不率众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过黄河到达河南省的陆浑县(今嵩县境)。当慕容 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时候,习凿齿从襄阳致书道安,请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学、弟子们离开河南,走到新野。他为广布教化,命同学法汰率领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馀人去扬州,又命同学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领弟子慧远等四百馀人到襄阳,先住在白马寺,後又创立檀溪寺。

襄阳在那时还属於东晋,社会环境比较安定,道安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发展事业的机会。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说∶

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这是关於考校译本、注释经文方面的事业。同书卷二云∶

迩及桓灵,经来稍广,安清朔佛之俦,支谶严调之属,翻译转梵,万里一契,离文合义,炳焕相接矣。法论届心,莫或条叙;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徵,实赖伊人。

这是创制「众经目录」的事业。中国佛教界有了这样的注疏和经录,才能承先启後,循著正轨发展。否则杂乱无章,毫无头绪,即使後来有了像鸠摩罗什那样的大译师,像僧肇那样的大学者,恐怕也会受到障碍的。

道安在襄阳,除了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每年还讲两次「放生般若经」,「高僧传」说「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可见当时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规。「高僧传」卷五本传云∶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

道安法师所制定的这些轨范,在当时已见到很好的效果。如习凿齿致谢安书中有云∶

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高僧传」卷五)。

这是习凿齿亲自所见的事实。道安的风范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一定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1)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请他去开示,有的供养食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他创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可见工程之大。前秦的苻坚是东晋的敌人,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为了庄严檀溪寺。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扬道安,并且要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这都说明道安在襄阳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1= 口不要上加 ,右边加 ㄒㄧ`)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三七九年),苻坚遣苻丕攻占襄阳,道安和习凿齿皆被延致。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为习凿齿。苻坚既得道安,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时年六十七。

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当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如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 暮抄」,昙摩 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翻译「鼻奈耶」,他都亲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於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後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据「高僧传」卷五说,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才改姓释氏。又他广博的学问和文学的素养,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以想见他为社会所推重的情形。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大家又请安乘机「为苍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而苻坚不听,终至败亡。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三八五年)二月,道安圆寂於长安五重寺。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除了收於各大藏内的「人本欲生经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记集」所收录的经论序十四篇,又同「集」标名未详作者而可肯定为道安所作的经论序七篇,和同「集」的「综理众经目录」原文两段;此外还有「鼻那耶经」卷首的「序」一篇。佚失的著作还很多。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不多,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说只能知其梗概。例如∶上面所引的「起尽之义」,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吉藏「法华义疏」讲到注疏的体例时,有「预科起尽」的说法;良贲「仁王经疏」说∶「昔有晋朝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道安法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环节;同时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对於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自然就「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了。此外道安在搜求经本,考校异同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说∶

···「渐备经」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缘冥中之助,忽复得之。···「大品」上两卷,若有可寻之阶,亦勤以为意。···「首楞严」、「须赖」,并皆与「渐备」俱至。凉州道人释慧常,岁在壬申,於内苑寺中写此经,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首楞严经」事事多於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许,於文句极有所益。「须赖经」亦复小多,能有佳处,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常以为深恨,若有缘便尽访求之。

从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是非常热心和认真的。他就以这样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撰写著作,养成佛教界朴实谨严的学风,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因此道安的学说在当时起砥柱中流的作用。元康「肇论疏」说∶「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作性空论;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是谓命宗也。」又僧睿「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口永)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对於道安法师的学说都备加颂扬,也的确是函盖相称的。

关於道安的学说,大约可以从戒定慧三个方面来谈。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广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鼻奈耶」,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这与後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由此可见,道安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而并不是胶柱鼓瑟、偏执不通。

道安的亲教师佛图澄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於禅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的影响。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 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於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大十二门经序」说∶「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於神变乎何有也。」这就说得非常明白。习凿齿致谢安书,称赞道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从这里去理解,就更觉意味深长了。

又佛图澄的教理以般若为宗,道安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道行经序」)。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不至於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名僧传抄·昙济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译意)说∶

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终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为八万四千尘劳门。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终日所言无不合理,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平常所说的「举足下足皆道场」,或者「头头是道」,也不外乎这个道理。那末,道安虽然处在般若弘传的初期,而对於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

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见解;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但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也为後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佛教信徒永远纪念著他。

(巨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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