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大师（西元３１２年，一说西元３１４～３８５年）

道安大师，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生於东晋怀帝永嘉六年（西元三一二年），卒於孝武太元十年（西元三八五年），年七十四（一说年七十二）。

道安出生於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於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於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因为形貌黑丑，不为他的剃度师所重视，叫他在田地里工作，而他一点没有怨色。几年之後，才向剃度师要佛经读，由於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使他的师父改变了态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还准许他出外任意参学。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三三五），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

据「高僧传」卷五的记载，道安在佛图澄死後才离开邺都，十三、四年之间，他经常代替佛图澄讲说，并且解答了许多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佛图澄死後，石虎即皇帝位（三三五年），内部变乱，道安就在这时离开河南到山西的　泽（今临汾县境）去住。　泽地方很偏僻，可以暂避兵燹之祸，因此竺法济、竺僧辅和竺道护等都先後冒险远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後汉安世高所译的有关禅观方面的「阴持入」、「道地经」和「大十二门经」，并作了注解。

道安在　泽住了不久，又和同学法汰至飞龙山（今河北省涿鹿县境），与僧光等相叙。僧光对於禅定极有研究，是道安还没有受具足戒时的老朋友，相见之後就住下来互相研讨。这时道安已经放弃了「格义」，他和僧光的一段辩论很为珍贵。「高僧传·僧光传」说∶「安曰∶先旧格义，於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教理，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後？」这说明僧光的思想比较保守，认为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只可应用，不必再问是非。道安就不以为然，他以为弘扬教理，首先要求正确，先达不先达的问题可以不必理会。这大概就是佛图澄所说的「远识」，也可从而想见道安的气概和风度。

「高僧传」说，石虎死後（东晋穆帝永和五年，西元三四九年），石遵在位的时候，曾经派中使请道安返邺住华林园，并广修房舍，但为时一定不会很久，因为石遵在位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杀，道安大概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率众去邺都西北的牵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内弘化，并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这时，社会紊乱人民痛苦到了极点，而道安率众行道精进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场里面，人们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因此「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慧远也在这个时候从他落发出家。武邑太守卢歆听到道安的德化，派专人请他去讲经。後来又回到邺都，住受都寺，当时他年已四十五岁。

那时石赵灭亡已八年，冉闵和慕容（人住乃）的混战也已经结束，慕容（人住乃）虽在邺都建立了後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战乱不息，元气未复，「高僧传」说「天灾旱蝗，寇贼纵横」，「人情萧索」，道安不得不率众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过黄河到达河南省的陆浑县（今嵩县境）。当慕容　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时候，习凿齿从襄阳致书道安，请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学、弟子们离开河南，走到新野。他为广布教化，命同学法汰率领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馀人去扬州，又命同学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领弟子慧远等四百馀人到襄阳，先住在白马寺，後又创立檀溪寺。

襄阳在那时还属於东晋，社会环境比较安定，道安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发展事业的机会。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说∶

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这是关於考校译本、注释经文方面的事业。同书卷二云∶

迩及桓灵，经来稍广，安清朔佛之俦，支谶严调之属，翻译转梵，万里一契，离文合义，炳焕相接矣。法论届心，莫或条叙；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徵，实赖伊人。

这是创制「众经目录」的事业。中国佛教界有了这样的注疏和经录，才能承先启後，循著正轨发展。否则杂乱无章，毫无头绪，即使後来有了像鸠摩罗什那样的大译师，像僧肇那样的大学者，恐怕也会受到障碍的。

道安在襄阳，除了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每年还讲两次「放生般若经」，「高僧传」说「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可见当时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规。「高僧传」卷五本传云∶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

道安法师所制定的这些轨范，在当时已见到很好的效果。如习凿齿致谢安书中有云∶

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高僧传」卷五）。

这是习凿齿亲自所见的事实。道安的风范对当时佛教界的影响一定很大，所以「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１）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请他去开示，有的供养食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他创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可见工程之大。前秦的苻坚是东晋的敌人，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可能也是为了庄严檀溪寺。东晋孝武帝曾经下诏书表扬道安，并且要当地政府给他像王公一样的俸禄。这都说明道安在襄阳十五年，各方面都很成功。（１＝　口不要上加　，右边加　ㄒㄧ｀）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三七九年），苻坚遣苻丕攻占襄阳，道安和习凿齿皆被延致。苻坚并认为襄阳之役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人指道安，半人为习凿齿。苻坚既得道安，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时年六十七。

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当中，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如昙摩难提翻译「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僧伽提婆翻译「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跋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　暮抄」，昙摩　翻译「摩诃钵罗蜜经抄」，耶舍翻译「鼻奈耶」，他都亲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有时对於不正确的译文还加以考正或劝令重译。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後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据「高僧传」卷五说，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才改姓释氏。又他广博的学问和文学的素养，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以想见他为社会所推重的情形。因此当苻坚要想进攻东晋，朝臣劝谏无效的时候，大家又请安乘机「为苍生致一言」。道安在一次和苻坚同车的机会中进言规劝，而苻坚不听，终至败亡。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三八五年）二月，道安圆寂於长安五重寺。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除了收於各大藏内的「人本欲生经注」一卷外，有「出三藏记集」所收录的经论序十四篇，又同「集」标名未详作者而可肯定为道安所作的经论序七篇，和同「集」的「综理众经目录」原文两段；此外还有「鼻那耶经」卷首的「序」一篇。佚失的著作还很多。

道安的著作现存的不多，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说只能知其梗概。例如∶上面所引的「起尽之义」，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吉藏「法华义疏」讲到注疏的体例时，有「预科起尽」的说法；良贲「仁王经疏」说∶「昔有晋朝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道安法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环节；同时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对於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自然就「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了。此外道安在搜求经本，考校异同方面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说∶

···「渐备经」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缘冥中之助，忽复得之。···「大品」上两卷，若有可寻之阶，亦勤以为意。···「首楞严」、「须赖」，并皆与「渐备」俱至。凉州道人释慧常，岁在壬申，於内苑寺中写此经，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达襄阳。「首楞严经」事事多於先者，非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许，於文句极有所益。「须赖经」亦复小多，能有佳处，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常以为深恨，若有缘便尽访求之。

从这一段文字上，可以知道道安在收集和运用资料方面是非常热心和认真的。他就以这样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撰写著作，养成佛教界朴实谨严的学风，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因此道安的学说在当时起砥柱中流的作用。元康「肇论疏」说∶「安法师立义以性空为宗，作性空论；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是谓命宗也。」又僧睿「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说∶「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口永）以来，虽日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对於道安法师的学说都备加颂扬，也的确是函盖相称的。

关於道安的学说，大约可以从戒定慧三个方面来谈。在戒律方面，当时虽然戒本未备，广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鼻奈耶」，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他又以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也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这与後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由此可见，道安在戒律方面虽然很严正，而并不是胶柱鼓瑟、偏执不通。

道安的亲教师佛图澄以神变见称，而神变出於禅修；道安自始就注重禅定止观，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图澄的影响。他认为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霆不能骇其念，火　不能伤其虑」（「人本欲生经注」），同时还能够发生种种神变（「安般注序」），但它并不是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於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成务」。开物是使天下兼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及「安般注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大十二门经序」说∶「明乎匪禅无以统乎无方而不留，匪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於神变乎何有也。」这就说得非常明白。习凿齿致谢安书，称赞道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如果从这里去理解，就更觉意味深长了。

又佛图澄的教理以般若为宗，道安自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他认为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它的精神实质（「道行经序」）。有了这样的体会，才不至於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名僧传抄·昙济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译意）说∶

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终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为八万四千尘劳门。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终日所言无不合理，故为八万四千波罗蜜。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平常所说的「举足下足皆道场」，或者「头头是道」，也不外乎这个道理。那末，道安虽然处在般若弘传的初期，而对於般若性空的义理的确是已经有了相当正确的了解了。

戒定慧三学是成佛的梯航，而道安都有卓越的见解；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不但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完人」之一。他的一言一行在当时起过典范的作用，也为後来佛法的弘传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佛教信徒永远纪念著他。

（巨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