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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息灾译师

发布时间:2010/06/22 佛史人物 标签:东坡墨宝秀风采六榕寺里寻舍利浏览次数:2879

天息灾译师(西元9??~1000年)、法天译师(西元9??~1001年)、施护译师(西元9??~1017年)

中国佛教典籍的汉译,从唐宪宗元和六年(西元八一一年)译成「本生心地观经」之後就中断了,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西元九八二年)才复兴,当时主持翻译工作的即是天息灾、法天、施护三人。

法天译师是中印度摩伽陀国那烂陀寺僧,原出刹帝利族,通达三藏。宋初,印度内地的佛教徒因回教的侵入受到逼迫,外出的很多,法天和兄法护也携带梵本经典来到了中国的 州。他们在那里遇著河中府梵学僧法进,共同翻译了「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最胜佛顶陀罗尼经」和「七佛赞呗伽陀」。由於法进熟习教典,所以译文委婉简约,具备传统的风格。开宝七年(西元九七四年) 州守吏王龟从将这些译本送到汴京,宋太祖很喜欢,召见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去朝礼五台山,游历江浙、岭表、巴蜀各地(那三部译典,後来在太宗端拱元年即西元九八八年,经过校订,都编入大藏经)。

天息灾译师生在北印度迦湿弥罗国,是中印度惹烂驮罗国密林寺僧,施护译师则是北印度乌填曩国帝释宫寺僧。他们原系同母兄弟,在太平兴国五年(西元九八○年)一同携带梵本来京,也受到优待。那时法天等已游历归来,太宗叫他们审查宫廷收藏的各种梵本。因为他们兼通华语,能够翻译,太宗动了重兴译经的念头,遣内侍郑守钧计划在京中太平兴国寺的西边建筑译经院。过了两年,院屋建成,天息灾等便受命住入开始翻译。

天息灾等参酌密教仪轨,布置了译场。场内设一金刚界的种子圆坛,分布诸尊的种子梵字,称为「大法曼 罗」。每天用香华灯水果品等二时供养,礼拜旋绕,做著祈祷。坛外安排了译场各种职事的坐位。其职事有以下几种∶第一、译主,是通达梵本的三藏,正坐在坛的北面。第二、证梵义,评较梵本的解释;第三、证梵文,审定梵本的读法;他们都坐在译主的左边。第四、笔受,第五、缀文,第六、证义,第七、参详,这些是跟著读文译义记录下来并改定为译本的,都坐在译主的右边(其中参详一职不常设,後来更改设校勘华字一职)。第八、润文,对译本为最後的削笔刊定;第九、监译,维持译场的秩序;他们分坐在东南西南两面。

这样的译场制度很适合当时的具体情况。那时主译的虽为印度人,但通达华语,自不必再设传译。还有参加译事的印度三藏不止一人,所以又设了证梵义、证梵文两职,以便合作。在宋初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天息灾等便是在这种组织下进行翻译的。

天息灾、法天和施护最初於太平兴国七年(西元九八二年)七月,分别试译「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圣吉祥持世陀罗尼经」、「无能胜幡王如来庄严陀罗尼经」各一卷。当时集合了京城义学沙门一百人共同审查,左街僧录神曜等以为译事久废,新译不见得会合式,经过对勘证明,才肯定它的价值,继续编入大藏。从此更充实了译场各职(证义的扩充到十人),经常翻译,译成即随时附表进上;特别是在每年十月间太宗生日的一天,必定准备新经献祝,以为点缀(後来帝诞献经,即成为定例,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不改)。

译事进行不久,天息灾等就注意到翻译人才的培养。他们以为,历代译经都依赖印度僧人,但道路远隔,假使没有人来(这当然是由於那时印度佛教的衰势而引起的远虑),译事岂不又要停顿?因此,他们建议选拔童行,进修梵学,以储译才。当时从京城童行五百人中选出惟净等五十人,送入译经院(随後改名传法院)学习。後来惟净、澄珠、文一等数人均学有成就而参加了译事。

天息灾等新译的经典在雍熙元年(九八四年)九月刻版流通,太宗还做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加在各经的前面。二年(九八五年),他们因为译有成绩,加给了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官衔(以後历有升迁)。四年(九八七年),天息灾奉诏改名法贤。他们从此一直工作不辍;到了真宗咸平三年(一○○○年),法贤病死;後一年,法天也死了。剩了施护一人主译,由惟净协助(证梵文),景德三年(一○○六年)才有北印度僧人法护(梵名「达理摩波罗」,和法天之兄同名,其实是两个人)参加证梵义。祥符二年(一○○九年),惟净、法护便协同施护主译。五年(一○一二年),施护等建议将宋代译出的新经,接著「开元」、「贞元」两种经录之後,编辑新录。後来即由译场润文大臣赵安仁、杨亿和惟净等编成「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二卷。施护的翻译一直继续到天禧元年(一○一七年)病死时为止(和法天之兄同来的法护,最初也曾参加译事,在太平兴国八年译出「大力明王经」二卷後便回印去了)。

天息灾等所译典籍的种类、名目、卷数,都详细记载在「大中祥符法宝录」和「景新修法宝录」里。

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年)天息灾等试译新经成功以後,译经院的东西两边更扩建了殿堂,分别安置佛像和经藏;宋代宫廷所藏梵本都取了出来,供给翻译之用。当时太宗诏令用新刻的大藏经目录(大体同於「开元录」)对勘,拣未有的经翻译,避免重复;因此,印度新流行的密教经典译出最多。在天息灾等译籍总数二百五十二部四百八十一卷里,大乘秘密部经就有一百二十六部二百四十卷,整整占了一半。再就它的内容说,像大部「金刚顶经」十八会的初会(「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施护译)、六会(「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七卷,法贤译)、十五会(「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七卷,施护译),都有了新译。另外像观音六字明咒信仰的根本经典「大乘庄严宝王经」也翻译了过来(天息灾译)。

天息灾等译本在显教方面,也有几种是中观、瑜伽学派的重要论著,如龙树的「六十颂如理论」、「大乘二十颂论」,陈那的「佛母般若圆集要义论」,三宝尊的同论「释论」(以上都是施护所译),寂天的「菩提行经」(天息灾译)等。这些经典的翻译,对当时佛教义学也有不少的影响。

另外,天息灾等译本为了正确地念诵陀罗尼和讽咏赞呗,在音译方面却有它相当的发展,特别是译出了好多梵赞。这当法天初到中国 州时译了「七佛赞呗伽陀」,就已开端。此译现存本虽已经过改订,但仍可看出它是怎样地著重对音的正确,以致七佛名称都没有沿用旧译(如迦叶波改译为迦引舍钵,释迦牟尼改译为设枳也二合母(宁+吉)等)。其後这类译本,更有法天译的「天殊师利一百八名梵赞」、「圣观自在菩萨梵赞」,法贤译的「三身梵赞」、「八大灵塔梵赞」、「犍椎梵赞」、「圣金刚手菩萨一百八名梵赞」、「曼殊室利菩萨吉祥伽陀」,施护译的「圣多罗菩萨梵赞」。有了这些华梵对翻的经验,後来法护、惟净更加以总结,依著悉昙章十二番字母编成「景天竺字源」一书,即作为一代音译的典范。这和旧译对照看来,是有其特色的。

当北宋之初,印度密教正盛,因此流入中国之梵本,以密教典籍占大多数,而尤以无上瑜伽密法占其最主要部分。但中国历来对密法的宏扬并不重视,所以译出来的密教经典,不能像我国西藏地区一样,造成广泛的流行。这诚然是汉地佛教发展上的一大憾事。

(吕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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