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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大师(西元340~约422年)

法显大师,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襄丘县)人,生於东晋咸康六年(三四○年)。兄弟四人,其中三人都於幼年死亡,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三岁时便把他度为沙弥。嗣因他在家患重病,送到寺院里住就好了,从此他便不大回家。父母死後,便决心出家,二十岁时受比丘戒。他常慨叹律藏传译未全,立志前往印度寻求。晋安帝隆安三年(三九九年),他约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四人,一同从长安出发。

当时河西走廊一带,有许多民族割据建国,各自为政,行旅很受影响。法显等经过了迄伏乾归割据的范川(今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後,隆安四年(四○○年)的夏天在张掖和另一批西行的僧人宝云、智严、慧简、僧绍、僧景等五人相遇。秋间到达敦煌,得到敦煌太守李浩的供给,法显等五人先行,沿著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沙碛地带走了十七天,到达鄯善国。大概因为前途阻梗难行,他们便转向西北往(人乌)夷,又遇著宝云等。时(人乌)夷诸寺都奉行小乘教,规则严肃,汉僧到此不得共处。法显等(此时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高昌,只馀七人同行)得到符公孙供给,又折向西南行,再度在荒漠上走了一个月零五天,约於隆安五年(四○一年)初到达于阗国。慧景、道整随慧达先走,法显等留在那里等著看四月一日至十四日的行像盛会。会後,僧绍去 宾,法显等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在于麾国过夏。山行二十五日,到了和印度接境的竭叉国与慧景等会合,在那里参加了国王举行的五年大施会。

晋元兴元年(四○二年),法显等度过葱岭,进入北印度境,到了陀历国。又西南行,过新头河,到达乌苌国,即在该地过夏。其後南下经宿呵多、竺刹尸罗、健陀卫到弗楼沙;宝云、僧景随慧达回国,慧应在此国佛钵寺病故,慧景、道整和法显三人,先後往那竭国小住。元兴二年(四○三年)初,南度小雪山,慧景冻死,法显等到罗夷国过夏。後经过西印跋那国,再度新头河到毗荼国。後此前进入中印摩头罗国,过 那河东南行,於元兴三年(四○四年)到达僧伽施国,在龙精舍过夏。又东南行经 饶夷等六国,到达毗舍离,度恒河,南下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又顺恒河西行,经迦尸国波罗捺城,再西北行到达拘 弥国,他在这些国家,瞻礼了佛陀遗迹,并听到了关於南印达 国的情况和大石山五层伽蓝的传说。晋义熙元年(四○五年),他再回到巴连弗邑,在这里住了三年(西元四○五~四○七年),搜求到经律论六部,并学习印度语文,抄写律本,达到他求法的素愿。这时他唯一的同伴道整,乐居印度,法显便独自准备东还流通经律,东下经瞻波国,於义熙四年(四○八年)到达东印多摩梨帝国,在此为了写经和画像,又住两年(西元四○八~四○九年)。

义熙五年(四○九年)冬,法显从多摩梨帝国海口搭商人大船西南行,离印度往狮子国。义熙六年(四一○年),他在狮子国都城观看了三月出佛牙的盛会,并为继续搜求经律在此住了两年(西元四一○~四一一年),抄得四部,乃准备归国。义熙七年(四一一年)秋,他搭了载客二百馀人的大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途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天,到了南海的耶提婆,在此住了五个月,义熙八年(四一二年)夏初,他再搭乘大商船,预计五十天航达广州,即在船上安居。不料航行一个多月,又遇暴风雨,船上诸婆罗门认为载沙门不利,商量将法显留在海岛边,幸亏法显从前的施主仗义反对,得免於难。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漂流,终於航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境)南岸。法显前从长安出发,途经六年,才到印度的中部,在那里逗留了六年,归程经狮子国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後经过了十五年,游历所经将近三十国,这是以往求法僧人所没有过的经历。法显到达青州的消息,被太守李嶷听到了,便迎法显到郡城住了一冬一夏。义熙九年(四一三年)秋间,法显南下赴晋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他在道场寺会同佛驮跋陀罗及宝云等从事翻译。从前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後有十人,或半途折回,或病死异国,或久留不还,只有法显一人,孜孜不倦,终於圆满夙愿,求得经律,又冒了海行的危险回到祖国,翻译流通,这种勇猛精进为法忘身的精神,真足为後人所取法。他在建康约住了四、五年,於译事告一段落之後,又转往荆州辛寺,後在那里逝世,推其示寂年代约於义熙十四年至景平元年(四一八至四二三年)之间,寂年不祥,一说八十六,一说八十二。在中国佛教史上,法显和唐代玄奘、义净都是西行求法的名僧。

法显西行的目的原在寻求戒律,当时北印度佛教律藏的传授,全凭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他到了中印巴连夷邑摩诃衍僧伽蓝才抄得最完备的「摩诃僧只众律」(其本传自只洹精舍);又抄得「萨婆多众钞律」一部(即「十诵律」)约七千偈,这都是当时所通行的本子。此外还得著「杂阿毗昙心」约六千偈,「方等般泥洹经」约五千偈及「摩诃僧只阿毗昙」等。法显後来又在狮子国(斯里兰卡)抄得「弥沙塞律」,又得著「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经」,都带了回来。这些都是中土旧日所无的大小乘三藏中的基本要籍。其「涅盘」一经,首唱佛性(即如来藏)之说,而又不许阐提成佛,保存经本原来面目,更为可贵。他在建康道场寺和佛驮跋陀罗共同译出的有下列五部∶「摩诃僧只律」四十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只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勘同「鬼问目连经」一卷)。

这些译本,由法显在场共同斟酌,译文都很朴素而传真,别成一格。此外,旧传他还共佛驮跋陀罗译出「杂阿毗昙心论」十三卷,其本早佚,确否待考。至於他带回的「弥沙塞律」,後於刘宋景平元年(四二三年)由 宾律师佛陀什译出;「杂阿含经」亦於刘宋元嘉十二年(四三五年)由求那跋陀罗译出。又元嘉十年(四三三年)印度三藏僧伽跋摩补译「杂心论」(原经求那跋摩翻译未毕),他所依据的也许就是法显从印度抄写带回的梵本。「长阿含经」在法显回国的次年(四一三年)由 宾婆沙师佛驮耶舍在长安依另一底本译出,法显的抄本埋没未传。

此外,法显还详述西行求法的经历,留下了「历游天竺记传」一卷。此书成於义熙十二年(四一六年),为中国古代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它对於後来去印度求法的人,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同时在他的记载里,还保存了有关西域诸国的许多可贵的古代史地资料。因此,近代有英、法文等译本,极为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

(游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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