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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海法师

发布时间:2010/06/22 佛史人物 标签:能海法师浏览次数:1603

能海法师(公元1886~1967年)

能海法师,是民国时代在汉地弘传密教的代表人物。说到密教,必须先自密宗传承说起。密宗又名真言宗,真言梵文matra,意谓此是不能以文字表达的神秘教义,也就是「咒」。相传法身佛大日如来,于金刚法界宫自受法乐,恒常演说此真言密教,上首金刚萨 ,结集为《大日经》、《金刚顶经》,纳之于南天竺铁塔中。佛入灭后七百年,龙树菩萨出世,入铁塔礼金刚萨 ,承受大法。龙树传弟子龙智,龙智化行于南天竺及师子国,传说龙智寿七百岁,传两部大法于金刚智、善无畏。公元八世纪初──唐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及金刚智的弟子不空先后来华,在长安弘化,将此密教法门传入中国,建立了大乘八宗之一的密宗,一时之间颇为盛行。尔后日本留华学法僧侣空海,将此法门自中国传入日本,加以弘扬,至今传持不绝,称为东密。

而在中国,自唐武宗会昌法难兴起,及唐末五代十国之乱,寺院被毁,经籍销焚,持诵仪轨,流为市井歌呗,唐密竟至失传。元代及清代以异族入主汉地,崇奉喇嘛教,喇嘛教即西藏密教,是公元七世纪间由印度直接传入的,在内地民间并不普遍流传。直到民国初年,能海法师入西藏学法,并在内地广为传布,藏密始流传于汉地民间。他是民国时代沟通汉藏文化最重要的人物。

能海法师俗家姓龚,名学光,字缉熙,四川省绵竹县人,清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出生于绵竹县汉旺场。父名常一,母亲张氏,有一姊,长其十岁,家境不裕,父在县城以摊贩为业。不数年,父母相继逝世,能海与姊相依为命,受到姊姊的照应与抚养。他幼年曾人私塾攻读,十四岁到成都商肆为学徒,店主喜其颖悟,令其于工作之暇,随家庭塾师受学。能海聪慧好学,年及弱冠,通四书五经及诸子学。时当光绪末年,鸦片战争之后,外侮日亟,能海感于八股文不能救国,乃于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接受军事教育。在校时与后来的川籍将领刘湘、杨森等均为同学。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于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分发军中服务,历任排、连、营长等职,继而任康定镇守使署侦察大队长,以干练称着。宣统元年(一九○九年),调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民国四、五年(一九一五、六年)间的护国讨袁之役,西南将领多出身于此校。宣统二年(一九一○年),缉熙复奉调回川,在川军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辛亥革命后,驻军成都。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缉熙的友人谢子厚居士告诉他∶「有一位佛源老法师,在成都三义庙讲经,希望缉熙有暇往听。」缉熙初不以为意,一日骑马偶经三义庙,见善信多人入庙听经,忆及谢子厚之言,乃下马入内,姑站在大殿外听之,听了一陈,不觉进入殿内,在后排坐下。再听下去,殊有羲味,不觉移于前排。以后日日往听,对佛法大意渐有领会,随皈依于佛源老和尚座下,成为一名佛门在家居士。这时袁世凯任北洋政府大总统,排除异己,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把缉熙调为北京将军府参军闲职。他在京闲居无聊,日读佛经以排遣时间。是时缉熙春秋壮盛,澄清之志难伸,想改营农艺实业以富裕农村。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东渡日本考察实业,见日本佛教昌隆,国力强盛,颇有感触。返回北京后,闻同乡前辈张克诚,寓广济寺静修,并在北京念佛会讲经,他专程往访,相见之下,交谈十分投契,决心随克诚学佛。

缉熙随克诚学佛,认真精进,他的住处去广济寺二十馀里,每日早去晚归,不觉途远,而于唯识一门,亦深有悟入。自思军阀纷争,国乱日亟,皆以当权者野心炽盛,若能深明佛法,遏止私欲,自然可臻国家于太平。以此他渐萌出家之想,思献身佛法,以净化人心。翌年返回四川,以出家事商之于其姊,他姊姊以他婚后仅有一女,龚家无后而不许,他只得暂缓其事,以待机缘。他乃在成都创办了一所佛经流通处,以此做为弘法之始。

其时他的朋友谢子厚居士,任成都的少城佛学社社长,四川大学教授刘洙源在佛学社讲经,缉熙时往听讲。谢子厚请缉熙在社中讲唯识,他初讲《百法明门论》,继讲《俱舍论》,听众座无虚席。在此期间,华西大学教务长程芝轩,信佛虔诚,日往听讲,与缉熙结识,后来芝轩也剃度出家,且为缉熙得力助手。

缉熙在成都数年,后来他的太太怀了孕,他心想俗家有后,自己可以出家了。翌年生子名述成,儿子满月后,他决意出家。他售去了成都的附廓田四十馀亩,安置了他姊姊和妻儿的生活;另售去乡下的庄院,把钱捐给少城佛学社。一切安置妥当,他毅然舍亲割爱,到重庆天宝寺,礼住持佛源老和尚为师,披剃出家。佛源老和尚赐他法名能海,字阔初。时为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能海三十九岁。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春季,能海赴新都宝光寺,依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佛源老和尚在戒坛任羯磨师,同时受戒的有永光、果瑶、果玉、果蓉、传品等人。圆戒之后,他深入经藏,于各宗经论深入研究。他在北京时,曾在雍和宫阅过密宗经典,此时他有东渡日本学密的念头。后在重庆,闻某居士说西藏佛法极为精深,天竺经典,汉地未译者藏地皆有,故学密应到西藏学。适于此时,在报端看到由大勇法师率领的「留藏学法团」,已自北京起程,因此他改变主意,决定入藏学法。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二月,能海由四川赴西康康定县──即清代的打箭炉。同行入藏的尚有同戒果遥、果蓉、永光、传品等人。途经雅安后,复前行十馀日行程,翻越大相岭抵康定,于跑马山依一位降巴格尊者学习藏文。降巴格尊者为他们各译法名,能海的藏语法名为「云登嘉错」,是「功德海」的意思。这时当地的首长韩道尹,闻知能海在内,能海早年在军中名气很大,韩道尹心生疑虑,怕能海有何图谋,不准他们久居。他们住了月馀,四月间起程前行抵里塘,时前途有少数民族抗税阻路,他们不能前进,即在里塘停下来,依一位杂哇格西学藏文。到了是年十月,能海闻知佛源老和尚在重庆圆寂,他十分悲伤,即欲返回奔丧,行抵康定,这时大勇率领的留藏学法团也到了康定。他与大勇见面,大勇劝阻他留下来,同在跑马山依降巴格尊者学藏文及经典。尊者为他们讲授《 刍戒释》、《菩萨戒释》、《菩提道次第略论》等经典。是年冬季,大勇、能海、法尊、观空等十七人,共在佛前发愿曰∶

赴藏学法乃吾侪之志愿,境愈困难,志愈坚定,纵令粉身碎骨,尚期来生满愿,何况其它乎?

众人共议,决定次春入藏。

在康定度过旧岁,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初春,能海与永光两人首先动身,复到里塘,入那摩寺依老格西降阳清丕仁波切学「六加行」、「朵马仪规」等。老格西时年逾八十,以精进称着。他称赞拉萨佛法殊胜,劝能海早赴拉萨学法,将来于汉地弘传必能起大作用。并为他写信致拉萨的康萨仁波切为之先容。是年冬季,能海偕永光返回成都,为赴拉萨事准备资财所需。他初在成都的大慈寺和文殊院讲经,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二月,在昭觉寺举行法会,时有居士供养《续藏经》一部,他命永光先送到打箭炉。他又到重庆讲了两个月的经,共筹得数千元,六月再赴康定,并有慈青等十馀青年学僧同行,到康定学法。到了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夏历六月二十日,能海偕永光、永轮、永严三人,随带两部藏经,及口粮、糌巴、衣服、帐篷、茶叶、针线等,以骡驮载,启程上路。抵达甘孜,时大勇一行在札伽寺依札伽大师学法,能海曾和他见面。后来(民国十八年九月,即一九二九年九月)大勇在札伽寺圆寂,得年仅三十七岁。

能海一行四人继续前进,途中气候不定,时晴时雨,一日数变。日夜温差悬殊,昼热夜寒,他们四人身负背架,伪装成藏族朝山者,持长矛而行,兼做手拄。晚间撑帐篷过夜,气候太冷时四人挤睡一处以取暖。自康定至昌都,行两月馀,自昌都至拉萨,又走了一个月,于是年夏历九月二十七日抵达拉萨。到拉萨先朝礼大昭寺,继而到古母札仓之瓦须弥村,亲近康萨仁波切。康萨仁波切弘法事务极忙,感于汉人远来学法不易,特予方便,允予接纳。学习期间,能海对仁波切礼敬备至,每日三次礼拜,每晨用坛自远道负水,供仁波切烧茶,晴雨无间,并做扫地擦杯等杂务。仁波切欢喜,对能海亦随时教导,不计时间。仁波切往何处念经,或换住处,能海亦随之前往。以此他学习得既多且快,深得老仁波切显密法要。他所学的显法,以《现证庄严论》为主,结合《般若五会》、《入中论》、《俱舍论》、及戒律、因明之学,包括各派注疏宗要;密法则以《文殊大威德仪轨》为主之四部秘法,及灌顶开光,获得宗喀巴嫡传第二十八代传法人。

到了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冬季,能海依康萨仁波切学法,前后已四年有馀。此时他感于财力不继,拟返回四川一段时间筹措资财,以后再入藏学习,经仁波切许可,乃取道印度返国。他以背架撼负经书衣物,步行一月,始达印度,再乘轮船抵达上海。休息了一段时间,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初春,辗转回到重庆,应佛门四众之请,在长安寺讲了一部《心经》,然后返回成都,开始了他的译经事业──把藏文经典译为汉文。他由于各地讲经弘法,住处不定,所以并没有固定的译经场所,而是随时利用空暇,走到那里,译到那里。甚至于后来二度入藏,往返途中,也随时翻译经文。

是年春季,在成都文殊佛学院讲《俱舍论》,秋季在成都少城公园的佛学社讲《华严经·十地品》,继而在大慈寺讲《龙树菩萨劝诫王颂》,听众日增,每座常达千馀人。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春,五台山碧山寺──即有名的广济茅蓬,住持广慧老和尚礼请能海讲经,他乃赴五台山,于寺中为常住讲《基本三学》,《盂兰盆经》,讲经圆满后闭关静修,在关房中翻译经典。下半年应上海佛教净业社之请,到上海弘法,法筵极盛。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暮春返回五台山结夏安居期间为常住讲《比丘日诵》、《比丘戒本》、《菩提道次第科表》。继而应太原佛门四众之请,到太原讲《比丘戒本》及《金刚经》,然后返回成都。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上海各界举行「丙子息灾法会」,能海应邀赴沪,于班禅大师纪念堂讲经,圆满后赴五台山。是年夏历四月初四,为文殊菩萨圣诞,他应广慧老和尚之请,接任了碧山寺住持,外缘事务仍由广慧老和尚经理,能海专负领众熏修之任。这时在山上学法的僧侣有四十馀人,能海为他们讲《四分戒本》、《定道资粮》、《菩提道次第摄要颂》等。

五台山的菩萨顶,住着一位来自北京的扎萨老喇嘛,能海亲近老喇嘛学法,随学随译《现证庄严论》,兼学其它秘法。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春,应山西省主席赵戴文、佛教会长力空和尚等之请,赴太原讲经。在太原先后讲《菩提道次第科颂》、《金刚经》、《生起次第》等。是年七月日寇侵华战争爆发,而《生起次第》尚未讲完,只好中辍。这时回五台山已不可能,乃带着一部分弟子,经汉口返回四川。到了成都,初住文殊院,而弟子日多,都希望有一处专修黄密的道场。得到文殊院退居方丈法光老和尚协助,把文殊院下院近慈寺,供能海开办道场。近慈寺在成都南郊,寺院甚大,但因年久失修,破落不堪。能海看了甚感满意,先带两名弟子住入,雇工修缮。先修法堂,次修大威德殿,再修寮房。忙了几个月,大致就绪,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三月,带领弟子迁入近慈寺,作为藏密黄教的修行道场。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夏历四月,慈青法师自西藏归来,拜见能海说∶「康萨仁波切亲口嘱咐,说他愿意来内地弘法。」能海闻之十分欢喜,立即筹备再度进藏,迎请康萨仁波切。他购置了大量的印经纸张、缎子、哈达、茶叶等,由弟子照通、融通等多人随侍,于夏历五月初六日自近慈寺出发。他于出发之前,传法于台源和尚,主持寺务;并委任能观法师(即前华西大学教务长程芝轩)负责法务。他率领弟子等行至康定,驻锡安觉寺,为当地居士讲经,并等候尚未运到的行装、茶叶等。等得行装到达,雇了云南帮的骡子二十馀头载运。一行人途中每晚撑帐篷过夜,堆石作灶,检柴烧茶,无柴就以干牛粪代替。途中一次山宿,夜间倾盆大雨,急流冲入帐篷内,既不能睡卧,帐篷低矮,亦不能站立,众人蹲着等到天亮雨停。是日途中,能海对弟子们说∶

求法不易,应生难遭遇想,莫因困难而退道心,应倍增坚强。

夏历九月抵达拉萨,到大昭寺礼见康萨仁波切,供养上茶叶、绸缎、银制法器等。之后他把随行弟子们安置到哲蚌寺学习藏文,他自己则随侍在康萨仁波切身边。像首次入藏一样,老喇嘛到那里,他随侍到那里。他曾在拉萨供佛及斋僧,一次一万多人;在本康村多次供众,每次数百人,拉萨各寺,莫不知云登嘉错(能海的藏语法名)其人。如此过了半年多,迎请老喇嘛入内地弘法的事亦得老喇嘛应允,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四月,能海致电上海的中国佛教会,请电迎康萨仁波切到内地弘法。后来接到中国佛教会的回电,由蒙藏委员会驻藏人员译成藏文。因译电人员把电文中辞句译出误会,老喇嘛阅后不悦,致五月间他诞辰之日,能海约同时在拉萨的汉僧观空、恒演、隆果、圆宾、胜聪、满度等,去为老喇嘛拜寿,兼再请示行期,老喇嘛推辞未允。

是年八月,近慈寺数度来电,促能海早归。老喇嘛亦一再催促他回川,并答应明年到内地弘法,能海甚喜,乃准备回川。行前,康萨老喇嘛把生平弘法所用的衣服法器,全部传予能海。能海把带去纸张所印的经典,所请的法器等装载了二十馀驮,与弟子照通等一行离开拉萨,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回到成都近慈寺。这时台源、能观两位法师,已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秋季先后圆寂,能海乃亲自主持寺务。此时近慈寺僧侣已近百人,能海以培育僧材的理念,开始建设近慈寺。数年之后,近慈寺有五堂口、一所译经院,相当于一所体系完整的僧团大学。这五堂的名称是∶沙弥堂、学戒堂、学事堂、加行堂、金刚院,外加一所专门培养汉藏译经人才的译经院,特别由北平请来一位札萨喇嘛主持。

能海除了建设近慈寺外,日常译经弘法,席不暇暖。民国三十一(一九四二年)年春,在近慈寺翻译《大时轮上师相应法》──他的译经工作,自第一次由西藏返回内地后,十年从未间断,甚至于在各地弘法之暇,及往返西藏途中,仍随时翻译。是年结夏安居前,在近慈寺举行「大威德金刚大灌顶」二十馀日,四众云集,盛况空前。结夏安居期间,在寺中讲《大威德生起次第》。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赴绵竹县,于西山云悟寺静修译经。秋季应彭县佛门四众之请,在彭县龙兴寺讲经。彭县人士以龙兴寺佛塔颓圯已久,请能海倡议重建。能海乃联络诸山长老及护法居士,是年冬在成都文殊院设坛宣誓,对众宣布重修彭县龙兴寺佛塔因缘,得到众人的支持,成立了「重建益州龙兴塔筹备委员会」,撰写缘起及建塔方案,向外募化。

到了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春天,建塔捐款陆续汇到,能海乃在龙兴寺雇工自建砖窑,僧众们都参加制作砖坯的工作,并雇窑工烧砖。这座龙兴塔,仿印度佛陀证道处菩提场舍利塔的形式,正中一主塔,四隅各一小塔,主塔高二十四公尺,古朴壮观。这座佛塔,工程历时五年,到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年底才竣工落成。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他带着一部分上座弟子,到彭县太平寺度夏安居,在寺中讲《法蕴足论》,及《大威德圆成次第》。秋季在近慈寺讲《律海心要》,美国学者罗加思,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两人,都到近慈寺听讲。讲经圆满后,到广汉龙居寺传戒,这时日寇已侵略失败,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了。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成都的美国新闻处处长,持罗斯福总统的邀请函,请能海赴美国讲学。邀请函内容是∶「中国四川成都南郊近慈寺,能海大法师∶敬请驾临我国,弘扬佛法,以济敝国人道德之贫乏。」能海以法务过繁,未能抽身,对美国新闻处处长说∶「请敬覆贵总统,贫衲目前不能去,不过今后将有许多法师去。」(果然,一九五○年以后,香港、台湾的知定、法慧、泉慧、祖印诸法师首先到夏威夷弘化,继而妙峰、宣化、乐渡、达宗等法师到美国本土弘化,现今在美国的华僧有数百位之多,能海的预言果然应验了。)

以后三年,能海在成都、重庆、彭县、峨嵋山各处讲经说法。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联络得北京的札萨喇嘛到近慈寺任教,他乃去北京迎请札萨喇嘛。道经上海,驻锡觉园,为清定法师的弟子传授《大悲仪轨》、《五言真言》等法,又应苏州灵岩山寺妙真和尚之请,到灵岩山寺开示法要,礼印光大师塔。然后乘机赴北京,先在北海菩提学会讲《律海十门》,次在居士林讲《定道资粮》,然后迎请得札萨喇嘛,一同乘机飞成都,请老喇嘛住在近慈寺译经院,教授弟子们学习藏文及密教仪轨。

一九四九年春,他应上海清定法师之请,在上海觉园成立「金刚道场」。继而回四川,在重庆、彭县讲经,又回成都近慈寺传戒。是时国共内战极为惨烈,十二月上旬,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在彭县龙兴寺开会,九日发出通电,宣布参加中国共产党,于是西南的川、康、云、贵数省,相继解放。

一九五○年春,能海在绵竹云悟寺译经,解放军代表到云悟寺找到他,向他询问大军进入西藏时,途中应加注意的事项。能海择要点予以回答。未几,地方干部通知近慈寺,凡有农田者要缴公粮,能海命弟子遵照办理,近慈寺存粮为之一空。是年九月,能海送札萨喇嘛回北京,并应请在北京佛教居士林讲《金刚经》。继而到上海金刚道场讲《比丘戒》、珊j拧贰ⅰ镀刑岬来蔚谛穆邸贰2⑶资榉ň恚谇宥ǚㄊξ臃ê蜕邪ⅰ±栉弧r痪盼逡荒晔拢蕴匮砩矸荩奖本┎渭尤涡袒嵋椤k缒暝谠颇辖参涮玫难斓拢比稳n裎保ヌ椒霉┨富熬桑馐瞧挠腥饲槲兜囊荒弧?span lang=en-us>

会后回到成都,四川实行土改,近慈寺上百名僧侣,分到离寺较远的百亩土地,而寺附近的四十亩土地却被分去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应邀到北京,出席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会;十二月,复应邀参加以宋庆龄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到维也纳出席了世界人民和平会议。返国后在上海金刚道场讲经。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能海也到京出席了是项会议,当选为佛协副会长。是年,他在五台山开创道场,选定清凉桥的吉祥律院为道场地址,作为传戒弘戒、进修定慧之所。先命弟子先学等上山筹备,十月他到清凉桥讲《四分律根本阿含》,以后数年,他在山上讲经译经,并修缮吉祥律院大殿。是时他已年逾七十,冬季在零下三十馀度的气候下,也亲自参加各项劳动。在此期间,也常到北京、上海讲经,及到各地开会。一九五五年,曾应邀到北京,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印度新德里的亚洲国家会议。一九五六年到北京接待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出家僧侣也要参加「反右」,能海与五台山许多僧人到北京学习,一九五八年初学习结束,返回五台山。夏季,又参加了五台山的反右学习,七月底结束。是年,再次当选第二届人大代表,一九六○年又参加了五台山的政治学习。到了一九六三年,他已年近八旬,日常各地开不完的会议,参加不完的政治学习,也接待不完的外宾政要,使他疲于奔命。他实在跑不动了,乃向人大及省政当局请假,自吉祥律院迁到附近的善财洞居住,并专心研究《阿含经》。

一九六四年,各地又展开了「四清学习」的政治运动,能海以年逾八十的高龄也不能幸免,是年年底,他到碧山寺参加学习。一九六五年学习结束,回到善财洞。未久,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夏天,太原的红卫兵到了五台山,目的就是破坏寺庙和斗争和尚,而和尚中首要的目标就是能海。红卫兵到山上,先绑架了一个和尚,戴高帽子游行;继而到善财洞能海住处,喧闹示威。数日后,到山上的显通寺,开会批斗深德和尚。并到善财洞拖出能海,用板车把他拉到显通寺,命他出席斗争大会。红卫兵要能海对文革表态,能海结跏跌坐,一言不发。有红卫兵冲上去要殴打他,老侍者仁慧以身护卫。红卫兵把能海与仁慧拘禁于一房中,外面红卫兵共议,把能海列名为「黑帮首领」。此外,把碧山寺住持净如和尚递解回籍,把五郎庙住持通愿尼师押解到太原监禁。另到碧山寺清凉桥吉祥律院,把十多名上座法师揪出来,关在另一个房间中。

过了两个多月,吉祥律院和善财洞的和尚全被红卫兵驱逐下山,只留下了五、六个管事的,遭到严刑殴打逼供,结果一死馀伤。律院的佛像、法器全部被毁,能海房内的经书被焚毁,钱财被抢掠,洗劫一空,而译经手稿亦荡然无存。夏历九月初十,碧山寺遭红卫兵砸毁,下午开斗争会,斗争能海及深德和尚,另有七人陪斗。斗争会无结果,把许多僧侣集中到破坏后的碧山寺,全体参加劳动,八十一岁的能海亦不放过。

一九六七年初,即丙午年除夕,红卫兵宣布解散全山寺庙,僧侣皆遣散回乡,参加劳动生产,能海亦在遣返之列。三十日除夕的晚间,能海问左右僧侣曰∶「是不是明天走?」左右茫然回答∶「不走怎么办?」能海默然,众人亦散。是夕中夜,能海起身小解,遇到一个名叫澄宗的和尚,能海对澄宗说∶「明早代我请假,说我身体不好。」次早是丁未年春节──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深德和尚起身,见能海搭衣拥被,双跌端坐,呼之不应,急叫醒邻铺圆彻师,说其家乡土语曰∶「老法咋不动耶?」圆彻趋前察看,说∶「老法走啦!」盖能海已宴然坐化矣。

能海生前,尝有人请他显些神通给大家看,他说∶「现在不能显,到临终时再看。」果然临终时显露出来∶「生死自在」。他出生于一八八六年,示寂于一九六七年,世寿八十二岁,僧腊四十三年。他数十年间翻译的经典,计有《正宗阿含集颂》,《菩提宗道菩萨戒集颂》等七十八种,讲录笔记等十八种,名目繁多,不一一具列。

(于凌波着)

china8400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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